长久以来，共同富裕就已经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集体共识。但结果却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这意味着我们引为常识的共同富裕工具中，很可能隐藏着不为政策制定者所知的陷阱。

陷阱1：“重国内、轻国际”

在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看来，共同富裕乃是一个国内问题。很容易忽视国内的贫富分化，其实也是世界财富分配不公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国内税收制度本身对中国分享全球化财富的份额至关重要。在“资本-劳动”的分工循环中，中国贡献的主要是劳动力，外国外资把生产环节放在中国，然后产品返销世界市场，也就是俗称的“两头在外”。正是因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是以劳动为主，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税收结构应当以向企业征收间接税为主（比如增值税、营业税），向个人征收直接税（比如所得税、财产税）为辅。

现在有一种设想，就是仿效发达国家转向直接税，然后根据个人收入和财富差距通过累进税率，缩小财富差距。这种税制等于是把税收负担从国外转向国内，在总税收不变的条件下，把国际分配不公的问题转移给中国内部。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角色不同，税收结构也应该不同。只有针对机构收税，才能让国内的劳动分享更大份额的全球增量财富。将机构为主的间接税转为个人为主的直接税，反而会加大国家间财富的不公，无助于实现全球共同富裕。

事实上，发达国家“直接税+差异税率”的方法，并没有显著缩小贫富分化，说明在分配环节缩小贫富差距是低效率的，这应当是中国汲取的教训，不是拿来当作我们学习的经验。现在提到税收改革，就是“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其实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孰优孰劣，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分工所处的环节。有人担心中国对企业征收的税收这么高，会使中国丧失竞争力，中美贸易战里美国对中国额外增加的25%的关税相当于一次真实的压力测试，结果是中国外贸依然大幅增长，说明所谓企业“死亡税率”之说纯属学术臆造。

第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经济是开放的，就应当坚持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收结构。

陷阱2：“重财政，轻金融”

目前国内外多数“共同富裕”的建议都是依赖财政工具，注意力都集中在分配环节，都是试图通过税收，改变不同阶层财富分配的差异。这是舍本逐末，也是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贫富分化源于资本分布不均，分配不均只是结果。只要资本分布不均，分配环节的转移支付力度再大，也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问题。北欧财富公平的典范瑞典就是一个典型，只要瓦伦堡家族是私有的，不论税收如何累进，贫富差距都不会缩小。韩国的三星家族也一样。过度在分配环节抽肥补瘦，反而会打击劳动者的意愿，弱化企业家的激励，从而造成共同贫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另辟蹊径，从生产资料的权益入手，在资本形成阶段就开始布局财富分配。

作为一个计划经济过来的国家，我们一想到资本均贫富，就想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资本所有完全可以市场的形态出现。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利最大的是谁？是华尔街，是“高盛们”。美国贫富差距拉开，就在于资本在新增财富中占比太高。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消灭资本，而是用全民所有的“高盛”，替代私人所有的“高盛”。这样资本收益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小。只要我们把全民所有的“公共基金”——例如养老金、社保、医保、教育、公积金等“全民资本”——改造为“淡马锡”、深圳“国资委”、合肥“国资委”这样的“投行”，就可以让全民分享财富的增长，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投资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上市环节，让“公众基金”优先投资（比如以原始价获得30%的股份），同时通过对公共资本减税获得补偿，帮助建立资本获得相对于没有公共资本的企业的市场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对资本所得收税或者以资产价值为征税标的要非常慎重。这是因为对财富征税本质上是财富金融化的逆过程。中国是劳动大国，金融弱国。任何共同富裕政策都不能以牺牲金融为代价，都不能用去金融财政化作为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金融是中国的短板，共同富裕不能去短补长。因此，所有对资本所得、对财产、对遗产征税，乃至强迫性捐赠（三次分配）之类牺牲金融换取公平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政策，其结果都会导致共同贫困。正确的政策应当是“金融归金融，财政归财政”。金融带来的不公平只能用金融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财政的方法解决。一定要让中国成为资产最安全、最保值的国家，抑制资本一形成就向发达国家迁移的趋势。收入公平要通过生产资料的全民参股来解决，用公共资本家取代私人资本家，为私人企业家提供资本，共同分享财富的成长。

第二个结论：要把共同富裕的重点，从“财政”转向“金融”，从“分配”转向“投资”。

陷阱3：“重个体，轻平台”问题

现在一个普遍的观点，把个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异等同于贫富差距，这是一个错误概念。居民个人的财富，只是名义财富。真正的财富是个人财富加上社会财富。举例而言，一个人有一部1000元的手机，另一个人的手机是10元，他们的财富差异是100倍。如果考虑到共同使用的5G价值一个亿，两个人的财富差距缩小到1亿零一千元比一亿零10元。道路和私家车、公共学校和私人住宅......都有类似关系。通过扩大均等的公共服务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要远远大于拉平个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一个典型的教训就是中国乡村的凋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自2006年起中国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所有农牧业税，乡村的“三提五统”也与之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结果农业税取消使得国家与耕地的契约灭失，导致耕地大规模荒弃、占用和损毁；“三提五统”取消导致农村公共服务解体。善意的减负政策非但没有帮农民致富，反而由于社会财富消失，触发农村持续至今的衰败。

过去40年，世界贫富差距分化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根本问题不是出在个体收入的差距上，而是出在公共服务创造的社会财富差距上。所谓公共服务，就是提供所有市场主体都需要的资本品。比如所有家庭都需要学校，所有工厂都需要道路，所有商业活动都需要货币，所有部门都需要芯片……这些重资产的公共品成本极高，只有集体消费，才能平摊下来。巨大的规模效益，要求这些公共服务必须垄断。在公共服务的竞争中，谁的规模大，谁的成本就低，依托低成本公共服务的商业活动成本就低。这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绝对不能反垄断的原因。那么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大家一定马上想到政府。其实，他有一个更广义的称谓——“平台企业”，政府只是“平台企业”中的一种。

“平台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显著的规模经济。算术级数增长的运营规模，会带来指数级数增长的财富收益。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其财富就会链式暴增。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就是因为私人大规模介入公共服务市场。传统的例如电力、能源、电讯、隧道（香港的李嘉诚、韩国的三星），典型的例如苹果、谷歌、亚马孙、腾讯、阿里巴巴这类平台企业，比较隐蔽的是美联储、高盛集团、瓦伦包家族等……都属于“平台企业”。我们能否通过拆分等手段打击平台企业来缩小贫富差距？答案是，不能。因为对平台的任何打击，都是在打击依托这些平台的商业活动。由于公共服务之间是通过各自平台上的商务活动之间间接竞争，一旦“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选择了错误的工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的深层的破坏，其行为无异于自残。就算是缩小了贫富差距，最终也将导致共同贫困。

但如果平台不断扩张，而这些“平台”是私有的，社会财富的差距就永远不会收敛。正确的解决方案，不是反垄断、不是抑制“无序扩张”，而是从所有制入手，让平台收益从私人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前面提到“公众基金”可以以投资的方式，不断增加平台的份额，在不减少企业家（马云）激励的条件下，分享资本家（孙正义）在增量财富中的份额。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平台中最大的平台——城市公共服务——其价值很大部分都被投影到土地上。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土地也随之升值。不动产成为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多少人拥有住房，决定了多少人能参与公共服务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再分配。租赁性保障房不论价格多低，只要居民没有产权，就无法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有房和无房带来的贫富分化就会继续加大。因此，居者有其屋不是简单解决住的问题，而是分享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任何通过抑制住房金融属性，用打压房价来缩小贫富差距的企图，都只会带来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

第三个结论：要把公共服务的均等接入和公共服务创造财富的全民所有，作为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基础。

结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大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史诗般地崛起，就是这一伟大增长的一部分。但在过去几年，全球化在其策源地美国却出现了大逆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增量财富，只落到很少一部分资本所有者兜里。滞后于财富增长的金融制度，导致了美国出现巨大贫富落差。这一逆全球化的冲击所带来的社会震荡表明，人类财富要继续增长，就一定要破解共同富裕这个难题。作为全球贫富分化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必须跨国共同富裕这一门槛，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而只有社会稳定，才有可能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突破财富增长的天花板。

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决定财富分配不能触及资本，分配环节是唯一可以缩小贫富分化的环节。而只要从分配环节入手，“共同富裕”就自然被转换为“缩小贫富差距”，据此设计的政策，最终都走向了“共同贫困”。面对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努力的失败，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根据自身的制度特点，摸索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条路就是通过投资机会的均等，实现分配环节的均富。过去70年，先后师从苏、美两大门派，使中国经济同时具有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的基因。如果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了公有和私有两端，社会主义就是介于两者之间——平台公有、依托平台的活动私有。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商业活动市场化有深度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从资本分配开始的“共同富裕”的新模式，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