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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

更新时间:2022-05-26 21:56:56
作者: 余永定 (进入专栏)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英国的最重要工业或“农村工业”是纺织业。纺织过程的工序包括:清洗、梳理、纺线、织布、平整、印染。由于工具简单,这些工序都是在农户家中或作坊里由不同家庭成员或学徒完成的。

   17世纪后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所谓家庭包工制度(domestic system),又称包出制度(putting-outsystem)。这种制度有两个要素:包销商人和家庭作坊。包销商人将羊毛或棉原料交给村庄中从事纺线工作的农户,然后再把纺好的羊毛线或棉线交给其他农户织布。包销商最后按件(或工资)从农户收购最终产品到市场销售。在这种制度下,承包不同阶段加工工作的农户不用自己买进原料(原料的所有者是包销商),也不必操心产品的出售。

   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织布飞梭(JohnKay,1733)、珍妮纺纱机(James Hargreaves,1765)、水力纺纱机(Richard Ark-wright,1769)和以蒸汽(Watt,1775)为动力的纺织骡机(Crompton相继问世。如果说珍妮纺纱机还可以在农舍中操作,水力纺织机和纺织骡机就绝无此可能了。大型机器设备体积庞大,根本无法在工匠师傅的村舍(或作坊)里安装、使用。为了充分发挥机器设备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自然会选择在城镇而不是在分散的农村安装大型机器设备、建立工厂。工厂制度应运而生。

   在18世纪末期,由于可交换部件的广泛应用,以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为标志的工厂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前毛瑟枪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制造,然后再组装在一起的。可交换部件的出现意味着根据严格工艺要求生产的每一支毛瑟枪的任何部件,都可以同另一支毛瑟枪的相同部件交换。这种可交换性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已有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而且导致不同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蒸汽机使纺织生产得以实现机械化,蒸汽机的使用也导致了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而机床制造业的发展则使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一个国家进口原材料、在另一个国家销售最终产品使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样,一些国家成为原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于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产业链贸易应该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从而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则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后来将这种观点提炼成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后起国家的新兴产业,经不起领先国家的业已成熟的同一产业的竞争。因而,应该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

   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为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问题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有利于英国的一定是有利于世界的。

   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亚当·斯密在斥责英国的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支持赋予英国船只和水手垄断权的《航海法》,理由是“防务比富裕重要得多”。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优势(包括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发展中国家如何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借美国大萧条之机,从美国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从前没有钢铁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在“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布局建设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尽管此后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还是拥有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完整的产业(工业)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例如,尽管没有比较优势,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和钢铁产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

   改革开放后,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对已经落后的技术装备进行改造。但是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意愿,受到外汇储备极度短缺的制约。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1.67亿美元。幸运的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恰逢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代工、贴牌生产(OEM)的高峰期。OEM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不需要花外汇储备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其余都有外商操心。在来料基础上加工,中国获得了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这种生产贸易方式同英国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包出制度”十分相似。OEM的原始形式是“三来一补”,后来逐渐升级为“加工贸易”。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彻底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1999年,中间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57%的峰值。事实上,在不经意间,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

   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同外债不同,FDI的流入实际上同跨国公司的布局密切相关。事实上,大部分FDI企业同时在从事加工贸易,大部分加工贸易也是FDI企业提供的。FDI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引导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价值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当一定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模块分散到不同国家生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这实际上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分工类型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另一种类型是同一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从纺织、钢铁到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企业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参与分工的企业力图沿相应产业链实现向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的生产环节的升级。不同生产阶段是通过加工贸易连接的。

   与通过一般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相比,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最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是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什么国家的哪个企业可以在什么环节进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完全是由在该产品全球价值链中起主导作用的跨国公司决定的。

   在正常情况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同参与一般国际分工的利弊相似。其利主要是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学到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其弊端包括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引起贸易摩擦(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最终产品组装、加工国对最终产品购买国保持贸易顺差)。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或产品生产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原有的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2005年前后,国内甚至一度出现跨国公司收购中国骨干国有企业的浪潮。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前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政府比较谨慎的态度,中国依然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许多重要产业依然自主可控。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二、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包含三个维度:对外依存度、完整性和应变能力(适应性)。对外依存度问题,《重塑》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里无须画蛇添足。

   完整性和对外依存度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是产业体系安全性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同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农业、能源等产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产业;钢铁、重化工业、机器制造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短期的经济效益高低,这些产业必须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居功至伟。同样,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中国在煤炭清洁利用上取得突破,我们就不必担心有一天有人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

   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并非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在本次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适应性概念则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虽然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产业体系是否具有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性产业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强大的通用机床行业可以很快补足某种细分机床类别的短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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