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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静: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5:09
作者: 杨文静  
赋予商业和资本更高权力。其规则与美与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达成的自贸协定极为相似,目的是在条件成熟时将这些规则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同时强迫被排除在外的国家接受既定规则,置中国等新兴国家于“重新入世”的困境。为应对TPP挑战,中国坚持在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原则下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并以“低门槛准入”、“共同协商”、“渐进式自由化”的推进路径推动RCEP发展,与美在地区经贸规则上形成竞争之势。

   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安全上也存在竞争。长期以来,美国的亚太盟友体系主导着地区安全,其强烈的排他性及对地区威胁的指向性令中国担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注重打造自身的亚太安全话语。自1998年起中国已9次发布《国防白皮书》,2002年中国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自 2011年起定期参与香格里拉对话,2014年提出“亚洲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积极主动地以合作安全打造自身的亚太安全话语,并在亚太及东盟平台上与美国形成某些良性互动,表示“太平洋足够大”,中国不谋求排挤美国。美国也曾表示乐见中国崛起,其同盟体系不针对中国。但从事实看,中美双方围绕安全规则的竞争甚至对立也一直存在。中国主张构建以合作安全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框架,被美认为具有超越和消融美国盟友体系的含义;而美国虽强调亚太同盟安全任务的转型,其在反导、海上安全上针对中国的战略合作含义也难以忽略。由此中美在亚太安全规则上形成了既共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而这与中美在亚太整体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相互吻合的。

   二、范式转变:“竞争性共处”

   如果说中美在亚太长期形成了从冷战遏制到后来竞合并存的互动关系,那么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正在向“竞争性共处”调整。所谓“竞争性共处”,一是双方关系主要基调是竞争;二是竞争并非完全的相互排斥,而是为合作留下一定空间;三是美国处于进攻态势,中方处于守式,但中国渐进式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举动仍在深化。那么,这一新模式产生的背景和驱动力是什么?它与过去有何不同?在中美的亚太互动中是如何体现的?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美对华认知与定位转变是中美关系新模式产生的主因。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改变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之时。自此各种“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的批评声音增多,直至奥巴马出台“亚太再平衡”,欲通过全方位重返亚太予以应对,塑造中国崛起方向。但奥巴马后期开始,美国对华态度逐步趋于悲观,“接触无用”、“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等观点此起彼伏,直至特朗普上台,其“美国优先”论与美国战略界长期酝酿的消极态势合流,从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抗状态。2017年底美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为开篇,称大国竞争的时代回来了,中国是首要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rival、adversary三词交互使用)。《国防战略》则提出大国竞争替代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在美国看来,所谓竞争包含以下特征。一是竞争不是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而是渐进的、隐蔽的,逐步侵蚀美国的战略、经济与影响力。这种竞争将是长期、战略性的。由此对其威慑也更加复杂。二是竞争是全方位的,美国必须以全政府手段(whole of government)回应。军事上应以实力求和平,增强军力、信心、强化盟友,经济上加强执行与监督措施,同时提高美自身的竞争力。三是竞争不意味着敌对,也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最好的竞争是阻止冲突,培育健康竞争,即在“公平、对等原则下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潜台词是不否定合作,但需要按照美国的意愿合作。

   美对华定位的转变使中美关系发生“范式转变”,“竞争性共处”成为新模式。这一模式与美苏冷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美国对华并未采取全面遏制包围的政策,强调竞争不同于遏制,试图说明竞争本身并非坏事,而是要实现“健康竞争”,通过强硬手段迫使中国让步、服从或者合作才是美目标。二是美国依然认为在重要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至关重要,如副总统彭斯去年对华政策讲话尽管基调负面,但仍以中美合作作为结语,而特朗普本人也多次提及与习近平主席良好的合作关系。三是中国对美政策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官方表述,主张以谈判解决中美分歧,反映出不愿与美形成零和博弈的主观意愿。四是处于中美之间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均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而是希望从与二者的良好关系中得益,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不同于此前的竞合模式。过去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均同等重要、互为目的,而在新模式下中美则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且合作是“强制性”、非对等的。

   第二,美对华竞争在亚太体现得最为集中、明显。如果说战略竞争是美国对华的现实认知,那么发展对华“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则是一种外交期许。在其背后,美国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竞争与强制性合作”的对华新政策。换言之,可称为“全面竞争+有限合作”。具体看,是一种经济上脱钩、安全上对冲加威慑、外交上联合制华、地缘上加大博弈、意识形态上抨击反对、情报与司法加强反制、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的对华政策。

   具体到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经济上对华实施贸易战和脱钩政策。在通过对华实施惩罚性关税迫使中方达成有利于美的贸易协定的同时,在亚太加大对华贸易脱钩力度。一是试图以双边“互惠、公平”贸易协定为原则重塑地区经济结构,与韩国签订自贸协定修改协议,与日本开启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与加、墨达成新贸易协定;除平衡贸易外,还聚焦“非市场经济体”的“掠夺性经济”行为,设置专门的“毒丸”条款,约束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体”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美日欧两度发表联合声明,将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制定更严密的措施和执行标准来限制“扭曲市场原则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白宫还表示有意愿与菲律宾、越南签署自贸协定。二是与盟友联合反对中国5G“扩张”,助推“高科技脱钩”。2018年美《国防授权法案》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积极跟进,日本、印度加强“安全评估”,在高科技领域“划界”姿态突显。三是以透明性贷款与高水平基建金融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强调“投资透明性际业务可持续性”,联合日、澳、印加大对地区基建投资,统一政府金融机构出资,推动私人资本拓展业务,以对抗“掠夺性”的经济模式。

   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再平衡”,试图从更大地理范畴与实施强度应对中国崛起。经过一年多发展,其思路日渐清晰,行动逐步实化,已形成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即以“美国优先”与应对中国崛起为双重目标,全力确保美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优势。军事上以盟友伙伴体系为依托,以“竞争、威慑、获胜”为目标,确保提升美西太战力以应对中国挑战;地缘上以美日澳印“四方同盟”为基础,统合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兼顾印度洋、太平洋,谋获战略优势;外交上以朝核、南海、反恐、网络、跨国问题为抓手,嵌入“繁荣”、“主权”、“安全”等主题,强化外交主导;意识形态上,以印太存在“自由与压迫国际秩序之争”、维护繁荣、安全、负责任政府“共有原则”争夺人心。

   从美国的具体行动看,一是形成完整政策框架与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2019国防授权法》,以及此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国际场合的讲话,均为美印太政策谋篇布局。去年底国会通过的“亚太再保证”法案提供立法保障,授权未来5年投入15亿美元促进美印太存在。二是四国协调更趋机制化。美日、美印、美澳、日澳、日印均建立“2+2”机制;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合作频繁,澳大利亚有望加入“马拉巴尔”军演;四国定期举办安全对话,聚焦互联互通、海上安全等议题,联合军演可能性增大。三是军事合作不断深入。美日围绕“高标准协同作战目标”,提升印太合作。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人发表鼓吹美日同盟的新报告,提议创设“美日联合统一部队”,由美印太司令负责作战指挥。美澳军事合作强化,美增加驻澳部署规模,两国商讨美远程轰炸机赴澳计划,联手拓建巴新海军基地。美印首次召开“2+2”对话,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允许印度使用美装备上的高端加密通信设施,同意印从美进口高科技武器,印被视为美准“军事盟友”。四是以南海、台湾为抓手加大牵制中国力度。美国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海军科研船靠泊高雄港补给、“宙斯盾”舰穿越南海、抛出3.3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还计划与台谈判“美台自贸协定”。在南海,美在中美关系的敏感节点加大“自由航行”频度,伙同日澳加强与南海国家安全合作,包括海空军力、联合训练、加大使用其军事基地等,鼓励英、法等域外国家介入。五是以“东盟中心性”为基础将东南亚纳入印太框架,着力打造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伙伴关系,以“智慧城市伙伴”、数字防御、海上安全为杠杆强化接触。此外,美国防部还在酝酿“印太稳定倡议”五年计划,将“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更名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并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纳入援助和训练受援国名单。

   第三,中美在亚太仍有调和空间。尽管美对华全面竞争意味突显,但双方利益并非截然对立,在某些领域也仍有合作必要。首先,美难以在经贸领域完全脱钩。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依赖于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也不利于农业、能源等依赖对华贸易的群体,从而有损特朗普执政基础。二是美国不少战略界人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对美更加“强硬”,拒绝与美在重大问题上合作,同时中美经贸的脱钩将引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与供应链的根本改变,美国是否有决心承受值得质疑。三是中国与亚太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难以被美抵消。2017年美日货物贸易总额为2040亿美元,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972.8亿美元,美欧贸易总额我7184亿美元,中欧则为6444亿美元,中日、中欧双边贸易规模与美日、美欧旗鼓相当,甚至还略胜一筹。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磋商正在推进中,中欧间还未就自贸协定展开正式磋商,但已开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对华经贸关系密切,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美国难以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中国。

   其次,双方在安全上不至全面对抗。目前,尚不足以得出结论称美国印太战略已形成全面遏华态势。美国国力捉襟见肘、赤字高企,特朗普经济战略前景不明,使美国难以大规模投入有效资源。日本安倍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中、美是澳“最重要的两个伙伴”,印度、东盟主张印太战略的“开放性”,表明这些国家均不愿完全随美起舞。从中国看,战略界对美国印太战略倾向于“两分法”的认知。一方面承认其潜在风险,指出该战略导致中国两线受制的可能性上升,更有观点认为美国旨在打造对华“新冷战同盟”,但另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美面临资源困境、盟友矛盾困境、特朗普“美国优先”与国际领导地位困境等,使中国通过理性运筹可加以化解,而无需对美做出针锋相对的过激反应。

   实际上,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日澳印”搞“亚太小北约”的强烈反弹相比,中方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反应低调而有弹性,一方面是因为对亚太现有格局拥有充分自信,另一方面中美交往深度、广度的扩大也使中国认为美难以真正对华实施遏制。由此,中国会使用避实就虚、渐进稳妥、多方下注、政经并行的方式消解印太战略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中国不会与美国展开公开对抗,但中国会继续以柔性、渐进性、低调的方式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力,既实现对核心利益的维护,也尝试拓展海外利益。

最后,在一些领域双方仍有合作需求。一是双方均不想承受长时间贸易冲突的代价,均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双方均有管控危机的需求。尽管特朗普政府停止了中美曾经建构起来的多种双边交流机制,但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情有独钟,体现出其在中美关系不确定状态下要求保持军方沟通、防止误判的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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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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