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来，英帝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印度测绘局（theSurveyofIndia）的地理调查和地图测绘，将印度从异国情调和未知区域转变为明确且可知的地理实体。地图是英帝国获取海外本土知识，进行殖民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创造历史，绘制领土：英属印度的制图实践（一七五六至一九0五）》一书中，美国学者伊恩·巴罗（IanJ.Barrow）利用丰富的档案文献、个人传记、旅行日记以及大量的地图手稿，考察了十八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即从英国统治孟加拉开始到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约一百五十年间，英帝国利用制图技术将殖民地的土地变为“领土”的过程，探讨制图员和测量员如何采用各种策略将历史嵌入他们的叙述中。地图既用于展示领土的历史，也用于证明拥有土地的合理性。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获得海外领土权力的重要机构。它不断地通过军事、贿赂以及联盟等手段获得大量的海外土地。随着东印度公司将权力扩展至印度本土以及印度之外，它必须解释其所谓主权的基础。其中，“领土”的概念是解釋的关键。要使土地变成领土，需要以某种形式有人居住、挪用或承认。巴罗认为，居住意味着穿越土地，用经纬仪计算，然后绘制它。因此，测绘过程是土地转化为领土的关键组成部分，印度测绘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印度测绘局以制图而闻名，其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期。虽然在一八七八年才被正式命名，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科技机构之一，可以说它是英印政府的技术支柱。巴罗通过殖民地制图充分展示了英帝国占有领土和重新书写历史的五种方式，即联想历史、进步历史、敬畏历史、浪漫历史和怀旧历史，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将土地变为领土所带来的不仅包括财富的获取，更重要的是主权的建立。
巴罗将第一种方式称为“联想历史”（associativehistory）。他将领土置于熟悉的传统所有权之内。十八世纪晚期的地图制作者经常暗示印度被英国人占有的方式与地主拥有自己土地的方式类似。印度测绘局发布的地图旨在唤起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进行管理的热情，就如同英国是孟加拉的土地主一样。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测量员，以随军调查或带着政治任务的调查为主，使用描述性的叙述和图画般的制图惯例，将原本可能存在威胁和未知的土地描绘成一个宜居和引人入胜的画面。这些早期的殖民地测量员使用树木、山脉、寺庙或城市作为标志，通过路线调查建构了描述安全旅行的地图。这些制图者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伦内尔（JamesRennell），他被称为“印度地图之父”。他于一七七九年出版了《孟加拉地图集》（BengalAtlas），一七八二年又出版了《印度地图回忆录》（MemoirofaMapofHindoostan）。这些地图将孟加拉描绘为地主的乡村庄园，试图表明东印度公司正在履行其新的双重角色，即私人土地主和负责任的国家监护人。伦内尔采用欧洲传统的制图技术，例如可识别的符号、标准化的书写，使孟加拉看起来熟悉且无威胁。这种熟悉感使得伦内尔能够将一块仍然属于莫卧儿皇帝统治下的异域土地转变为由英帝国拥有并由精英统治的领土。
第二种方式是科学的三角测量技术被用于制图而产生的“进步历史”（progressivehistory）。英帝国的制图师将测量的精确性与知识、领土占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通过三角测量，最终的印度地图肯定会变得更加可信。这种地图有助于准确显示英属印度的领土。与具有科学外衣的三角测量技术不同，早期制图术采用的路线调查方法所提供的信息只是部分可靠，而三角测量则大大提高了数学精度，被认为能够对土地进行全面而精确的测量。它为殖民地空间提供了一种全面的科学方法，融合地形和收入调查的过程，使民众认为英国可以用像控制地图秩序一样的方式统治印度的土地和人民。巴罗认为，三角测量可以提高东印度公司作为开明赞助人的声誉，因为它具有严谨和科学的性质。他将三角测量成为绘图的主要测量形式描述为一种进步的历史，因为引入新的和更精确的科学仪器和技术将提高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认识，证明英国科学的优越性，从而加强了东印度公司对其殖民合法性的主张。
地图还通过以个人命名的土地来讲述占有的历史，也即巴罗提出的“敬畏历史”（reverentialhistory）。这一章节主要围绕一八五六年珠穆朗玛峰命名的争议展开。印度测绘局将印度前总督乔治·珠穆朗玛（GeorgeEverest）的名字作为新发现的山脉的名称，以纪念前测量员乔治·珠穆朗玛。在这之前，此山脉被称为“第十五个山峰”（PeakXV）。通过将测绘部门中资深成员的名称与世界上最高峰相关联，英帝国进步和奉献的精神得以凸显，并以此来表明其领土占有的合理性。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珠穆朗玛峰存在多达六个尼泊尔和西藏名字，但印度测绘局和英印政府坚持用英国本土测量员的名字命名。乔治·珠穆朗玛被尊为英国数学和地理科学知识的灯塔。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名称与特定地理特征的联系象征着英国的政治胜利，不仅提升了其测量技术的科学权威，而且强化了殖民统治的政治权威。
制图师用来说服读者认为其对印度的占领具有合法性的第四种方式是重新实施旧时的测量方法，即“浪漫历史”（romantichistory）。其核心是关于一名印度文盲金塔普（Kintup）的故事。金塔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了对中亚与西藏的路线和河流的跨境考察。他在喜马拉雅山的荒野中游历了四年，使用基本的测量技术记录了大量的调查信息。官员们浪漫化了金塔普的故事，他也被视为时代忠诚的见证。十九世纪下半叶，印度测绘局和皇家地理学会将印度浪漫注入印度制图。他们相信，通过雇佣印度人将西藏和中亚地图制成仿旧的外观，英国精英部门的形象和价值将得到提升。此外，像金塔普一样受过基本测量技术培训、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英属印度的“科学”做贡献的印度“班智达”（pundit，行家）是忠诚的象征，也暗示印度需要英国的专业知识。跨喜马拉雅和中亚的调查和探险注入了诸多浪漫主义的想象，英印政府鼓励英国公众将印度的调查视为一种将男子气概与殖民主义的高尚理想相结合的活动。例如，对英国冒险精神的骄傲和钦佩，以及让英帝国远离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强烈愿望等情绪都反映在测量员冒着生命危险，跨越印度边境探索异域的故事中。
最后，是作者称为原始时刻的“怀旧历史”（nostalgichistory）。十九世纪末，地图制作者经常回顾过去英国权力刚建立或巩固时的那些时刻。巴罗在书中探讨了一个重要时刻，即加尔各答黑洞变成一座纪念碑之时，使公众对英帝国产生“怀旧之情”。“加尔各答黑洞”是一座地牢，一七五六年威廉堡陷落之后，英国战俘被囚禁于此三天。由于空间狭窄，许多人因窒息和中暑而死亡。一八九九年，印度总督寇松在监狱原址上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巴罗认为，将“黑洞”绘制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公共展览，还是旅游景点，都将这一事件融入遗址，并将怀旧之情投射到现场。在这里，“黑洞”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时刻，普遍为人所知。竖立纪念“黑洞”死者的纪念碑，使得“观察黑洞遗址引起的愤怒、内疚转变为更高贵和实用的爱国主义和感恩的美德”。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强调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强化了英国人的自豪感。
巴罗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制图术、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在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制图员通过诉诸联想历史、进步历史、敬畏历史、浪漫历史和怀旧历史等方式来证明拥有殖民地领土是正当合理的。巴罗认为“领土”不是一个中立的空间，而是一块被国家用于政治目的的土地。地图与“领土化”过程有关，因为它们扮演着使领土易于获取和可控制的狡猾角色。印度测绘局的调查活动被视为一种科学的“全景监视器”，旨在为殖民者提供一个全面的监视和控制印度农村和人口的网络。英国在印度的相关测绘活动，减少了印度作为一个神秘的、宗教的地理空间的色彩，使其成为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空间。通过测量员和制图师绘制的地图，国家空间以及领土边界被制图语言标记和划分。
英帝国绘制的殖民时期的地图不是简单地显示边界、河流和山脉，而是通过使用不同的配色方案标明哪些地区是“英国财产”，哪些是“独立国家”。其中，红色用于标记英属印度领土，盟军用黄色标注，敌人用綠色标注，处于中立状态的国家则用紫色和橙色标注。英国地图制作者将对历史的特定理解与土地视角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以地图的方式展示帝国的权力和占领的需要。
国外对制图史的研究很多都受到地理学家、制图师和地图历史学家约翰·布莱恩·哈利（JohnBrianHarley）在制图学方面开创性研究的影响。巴罗也承认他对地图的兴趣深受哈利的影响。哈利将地图视为文本，他认为地图和所有历史文献一样，存在扭曲、沉默、夸张和谎言。根据哈利的说法：“地图不是中立的、没有价值的对世界的呈现。地图是一种优势的权力语言……制图是一种目的论话语，具有权力，可以强化现状，并在图表线内冻结社会互动。”如果在适当的时机绘制和发布，地图可以成为提供观点或促成更广泛辩论的有效工具。
地图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们能够以一种迷人的方式表明，控制人民和贸易，重点是对土地的控制。土地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成为英帝国的领土扩张和获得霸权地位的决定性衡量标准。地图成为传达土地权力意义的重要手段。此外，通过绘制边界并指出英国权力的范围，这些地图成为领土防御的优先事项。地图不仅显示世界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划分，而且还表明这种划分是科学的、合法的，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它利用了“科学”的所有合法权力，既“代表”又实现了“实地”政治关系的自然化。十八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出版的绝大多数地图都呈现出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这主要归因于国家对地理信息的垄断，制图符号的标准化，以及地图的“客观化”过程，即观察者和印度之间的距离被设想为地理事实。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都认同“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制图成为殖民主义的女仆”这一说法。
地图制作的背后是一系列权力关系。地图创建了自己的规范和标准。无论是个人赞助，还是国家机构出资，这些规范和标准都可以在地图的内容和制图模式中体现。他们通过调整测量结果以操纵地图的尺度，或通过排版过度放大或移动标志，或使用富有情感色彩的宣传误导人们的看法。因此，地图成为制定观念、操纵观点以及强化观点的有力媒介。英国人在意识形态、行政和军事上创造了一种“对他们有利”的印度“地理概念”。这些地图成为英帝国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苏格兰历史学家詹姆斯·大卫·福布斯（JamesDavidForbes）曾经断言的那样：“制作地图的英国人要比军队强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