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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清臣的贡品

更新时间:2022-05-24 23:47:23
作者: 卜键  

   大臣个人向皇上进贡,乃乾隆政坛的一大弊端,郭成康先生论为“清代中期以后对政治腐败影响最严重的秕政”。它未被列入《清会典》,不属于朝廷制度,但在康熙朝已经存在,而随着一些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的积极加持,在乾隆朝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物品由土特产变为书画宝玩、海外奇珍;品种由几种变为以“九”为组,多至“九九”;次数由新年与万寿节的一年两三次,发展到名目繁杂,有人竟多达十次以上。相关论述较多,一例地予以谴责,矛头多指向乾隆帝与和珅。和珅实属聚敛之臣,进贡之风的盛吹却远在其发身之先;至于弘历,虽有一些喜欢收贡的记载,仍不能算是贪婪之君。

  

   王杰为乾嘉间著名的清正之臣,下文提到的几封信所写的便是乾嘉名臣王杰筹措备办贡品之事,其中也写到请谁帮忙,找谁借贷,字句真切,读之令人感慨万千,对千夫所指的大臣贡献风习,或也能有些新的认知。

  

   一、丁忧期的晋升

  

   王杰为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辛巳科状元,弘历在审阅该科殿试进呈试卷后对排序做出调整,王杰由第三变为第一,以立身至诚和谦谨清廉,深得乾隆器重倚信。他较早进入南书房,三任浙江学政,历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四十七年四月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杰的這批信函写于乾隆四十九年春夏间,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乡韩城服丧。当年三月初三日,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驻跸镇江三义阁大营,传旨:“兵部尚书员缺着王杰补授,仍着在籍守制,俟服满来京供职。王杰未到以前,所有兵部尚书事务,即着刘墉兼署。”

  

   通常说来,离职丁忧是官员的一道大坎,汉族官员按规定需二十七个月才算服满,除服之后,原来的职位已有人占上,便不得不重新排队。服丧期间被擢升者,少之又少。清朝体制,六部皆设双尚书,满在前,汉在后。此时的兵部满尚书为福隆安,已故孝贤皇后的娘家侄子,前内阁首辅傅恒家老二,娶了乾隆帝的女儿和嘉公主,贵宠异常,长期担任此职。兵部汉尚书则多属文职,此职显赫且关键,必须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前兵部汉尚书周煌兼尚书房总师傅,因奉旨带领众皇子编的书错讹较多,被弘历责斥和降调。

  

   三月下旬,王杰在韩城闻知此事,虽有欣慰,而更多的似乎是犯难。他深知此事出自皇上的关怀信任,在写给京邸管家的信中说:

  

   杰廿余年以来屡沐圣恩逾格,兹以守制家居,复蒙宠擢,不知何以图报。刻下举襄在即,不能远行,拟先遣人递折,杰俟事竣后驰赴德州以南行在谢恩,庶觉少安。

  

   此信写成后,王杰又在开头加了一段:“遵旨自应俟服满来京,但尚有年余,竟尔安居,固觉不妥,若俟万寿来京,又恐滋物议。似不如赴行在谢恩之为逾也。”表露出其复杂的心境。

  

   二、筹办“面贡”之艰

  

   王杰打算在乾隆帝自江浙返京时,前往山东德州的大运河畔迎驾,总不能两手空空,首先要准备一份“面贡”。面贡,即臣子在接受召见时呈进的贡品。而像王杰此次在皇帝回銮途中所献,又可称为“路贡”“迎銮贡”“谢恩贡”。名目不同,实质则一样,都是要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此类进贡物件在家乡韩城无处寻觅,只能托人在京中购办。这也是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曰:

  

   此去似当携带贡物,或四九,或三九,已将微悃。家园无从寻觅,不得不恳求毅堂先生矣。册页、挂对之类似不宜用,挂屏、桌屏犹可,铜玉瓷之外,如宋板书、砚台、洋漆、雕漆等盒皆可备用,然亦不必以多为贵也。

  

   信中提到的“毅堂先生”,考索即汤雄业。汤氏为常州大族,诗书传家,乾隆七年还出过一个探花。雄业出生于乾隆十五年,以贡生加捐知州,分发广西任职,升任云南临安知府,四十四年来京引见,王杰为吏部左侍郎,应是那时结识并互生好感。汤雄业大得皇上欣赏(朱批有“此人似可出息,着看”),旋以署道员离京,而王杰也于次年春再任浙江学政。忽忽五年过去,雄业为何逗留京城,大约仍与职事相关。王杰在别的信中也曾多次提及雄业,皆敬称“毅堂先生”,二人交谊颇深,拜托他为之谋划和把关。

  

   所谓“四九”“三九”,乃指贡品以九件为一组,要达到三四组才说得过去。(《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四:万寿节,大学士、尚书、侍郎、各省督抚皆有贡,以九为度,一九则九物,至九九而止。)王杰希望能在四月之前备齐贡品,由京邸中家人携带前往德州会合。但购置贡品需要花钱,家人到德州也需要盘缠,王杰恰恰没钱,只能向朋友借。所谓“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难在即便你开了口,有时也借不到。此后王杰的一封信中,有“汪、何两年兄处屡次借贷,自觉赧颜,虽不敢负伊,然无厌之求,亦当自忖,不可以此责人”一段,可知在京借贷并非易事。不得已只能去找钱庄,为此要支付高额利息。有人说古代官场中没有纯粹的清官,否,王杰就是一个,“素风到老如寒士,公论同声说正人”,乃文史大家赵翼的诗,要知道这位同年当初可是对王杰占了自己的状元耿耿于怀。数年来,王杰先是为母亲治病,然后扶丧归里,为二老操办丧事,早已是东挪西借了,怎么还呢?这封信中也有所透露,打算卖掉在京的宅院,换一个小点的房子住。

  

   三、召见与赏收

  

   闰三月二十二日,王杰在办妥父母的合葬之后,起身前往迎接南巡折返的銮驾,经过河南焦作的清华镇一路东行,终于赶在皇驾之先抵达德州,受到皇上召见。在另一封信中,他对此行略作记述:

  

   闰月十九日先慈窀穸事竣,于二十二日即驰赴山左行在谢恩,即蒙召见,略问沿途雨水情形,即令回家终制。并奉有恩旨,俾杰不留遗憾,且免物议。所进微物,择其价之至廉者赏收四件。圣人体物之心,无微不至,感激涕零,不知何以仰酬高厚也!

  

   查《清高宗实录》卷一二0四,王杰应是在德州南的石屯汛的运河码头迎驾,时间为四月十三日。对面见君王之类殊荣,他在信中虽记述甚简,毫无渲染,仍可读出皇上对他的关爱体贴。至于他精心(也是竭力)准备的贡品,乾隆帝仅拣了四件价值低廉的收下,其余都退给了他。

  

   赏收,指皇上收下臣子献呈的贡品。除了各地土仪(土贡)之外,臣工的贡品一般只有少数被赏收,金玉珠宝之类通常会被拒斥,用词为“掷还”。弘历深知王杰的道德人品,知他一生清素,是以收下的更少。王杰的儿女亲家、时以内阁学士随驾的朱珪曾忆及这次召见,恰可作为补充:

  

   甲辰,(王杰)即家擢兵部尚书,趋赴行在谢恩,高宗曰:“汝来甚好,君臣之情当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公感泣。时珪扈驾,相遇于行帐,叹曰:“上待公不薄哉!”

  

   乾隆帝對王杰赶来谢恩很高兴,表示君臣之情就该如同自家人一般亲切自然。所谓“夺情”,即命服丧之臣提前回朝任职,通常在发生战争等特别的情况下,由皇上下旨。这番话也能反证弘历动过此念,复又想到王杰是一个理学家,极重孝道,仍允许他回去守制。皇恩浩荡,又体察入微,令王杰感动至深,退出后仍涕泣不已。

  

   王杰曾为筹备此次“面贡”挖空心思,不惜借贷和求人,却也只是一些挂屏、砚台、漆盒之类;而皇上知道他的拮据境况,对其贡件大多退还。所有臣子的贡单都会在内务府留档,且乾隆记忆惊人,对臣下所贡较为留心,若以拒收之物反复呈进,也会有应付之嫌。这些未收的贡件,不宜留待下次再贡,只好请相关店铺打折售卖。在一封信中,王杰谈起此事,又提到汤雄业,说:“毅堂相爱有同手足,但毅堂景况与我略同,所嘱售卖挂屏等物,原为伊代垫之项甚多,此中实抱不安,聊藉此所售之物少补其阙。若尽以五数见付,则垫项仍归无着,是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或必以相让,留其一半,或三数,或二数皆可,此亦足感盛怀。”所言针对京中来函而发,虽不甚明悉,大体可知备办的贡品多由汤雄业垫支,此时雄业颇为谦让,而王杰深感其情,也能体察到他的压力,叮嘱管家多为友人考虑。

  

   此时的和珅已炙手可热,在办贡上出手阔绰,进单上动辄是“玉无量寿佛成龛”“无量寿佛七塔龛成座”“珐琅五供成分”“珐琅七珍成分”,乾隆帝也是少量赏收。王杰赶赴行在谢恩,应会遇见总在皇上身边晃悠的和珅,也见到了一些随扈的同僚,除了朱珪,还有时任军机大臣的梁国治、董诰等人。他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

  

   日内与梁、董二公商议,年余内意欲将《御制诗四集》敬缮一部,即乞曹大人将原进三集大小比一样子。年兄在京,可以烦众年兄者以愚意恳之,可出资者不妨出资,愚亦不惜此费。家中尚有旧锦一匹可以装裱。梁公曾许先将刻就者付抄,以此作余在家年余区区之诚。可否能办?乞年兄再酌之,不必一定要办也。

  

   此函见西泠二0二一年春拍网页,应写于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即王杰在德州被召见之后。乾隆帝的《御制诗四集》,收录自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的诗作九千余首,由梁国治和董诰负责编注,尚在陆续交武英殿刊刻的过程中。王杰希望将之敬录一部,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得到二人的支持。而此事涉及甚多,原件是肯定不能拿出,梁国治答应会尽快提供已刊部分,已经是很够意思了。信中提到的曹大人,可能是户部侍郎曹文埴,也可能是右庶子曹仁虎,与王杰皆有交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可知王杰得到了一份“清单”,亦即今天所说的目录,但也透露出有些复杂。究竟后事如何?尚没见留下什么线索。所能知道的,是后来就由王杰主要承担起为弘历誊录校注诗稿之事了。

  

   四、从禁贡到限贡

  

   王杰是在乾隆五十年九月结束丁忧、回朝任职的,自此在政坛快速跃升:十月兼三通馆总裁,十一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次年四月兼尚书房总师傅,十二月任军机大臣;五十二年一月钦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三月担任会试正考官,六月充庶常馆总教习……所不变的是其清谨严正的个性,以及经济上的困窘。三年前的欠账不知是否还清,贵而不富,每年到了皇上的万寿节等节点,他还是要为购办贡品之事焦虑。

  

   其实乾隆帝对此也有一些焦虑。登基继统的第二个月,弘历就传谕“禁止贡献”,曰:

  

   朕仰承圣祖皇考福荫,凡服御器用之属,何一不备?取之宫中而有余,正不待四方之人入贡也。在诸臣各怀尊君亲上之心,固欲藉物产以申其诚敬,然此贡献之物,岂能自备于家,而不取资于民力乎?是朕多受一次贡献,即诸臣多费一次经营;诸臣多费一次经营,即百姓多费一次供应。朕实不忍以无益妨有益。各省督抚诸臣果有爱戴之心,惟当体朕子惠元元之意,凡一丝一粟,皆思为人民留其有余,则胜如朕之自受矣。(《清会典事例·礼部·禁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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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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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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