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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概念辨析、面临挑战及路径探索

更新时间:2022-05-23 00:40:55
作者: 肖金成 (进入专栏)   洪晗  
可以看出,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倍数差在2013年—2015年呈下降趋势,但2015年之后开始上升,2018年—2019年基本持平,但从二者的绝对差来看,则一直呈上升趋势。[3]

   除此之外,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也有一定差距,从事服务业的平均工资较高,而从事农林牧副渔等传统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则较低。图5为2006年—2019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距变化情况,从各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倍差变化情况来看,2006年—2017年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倍差呈下降趋势,但2017年之后开始上升,二者之间的绝对差值则一直呈上升趋势,表明各行业之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存在一定差距。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略低

   公共服务是提升民生福祉,增强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繁荣、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但是依然存在区域、城乡投入差距较大等问题。

   从基础教育领域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基础教育阶段各地区的师生比差距已经不大,但各地区、城乡之间教育硬件设施还存在一定差距。表1选取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披露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和“普通高中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数”来表示基础教育阶段的硬件设施。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和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数较多,表明东部地区基础教育方面硬件设施要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但是从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来看,二者仍然有一些差距。根据表2所示,2010年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服务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差距。2019年,全国城、乡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分别为8.78张和4.81张,城市是农村的1.83倍。另外,城市和农村的每千人注册护士、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以及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也有差距,城市分别是农村的2.62倍、2.24倍和2.09倍。城市与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医疗服务差距较大,尤其是流动人口、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医疗服务并没有完全被覆盖。

   从基本社会保障来看,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不高,保障范围和能力有限,区域、城乡之间基本社会保障不均等,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难以享受与城市和发达地区同等的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服务,社保与户籍相挂钩的问题在现阶段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除此之外,养老问题也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服务方面亟须完善的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凸显,养老负担逐渐加重,但养老设施供给却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供需错配问题,农村地区留守老人较多,但养老配套设施却较为匮乏。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养老设施普及率不高,资金筹措渠道很有限,失能老人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亟需解决。[3]

   (四)分配制度不够合理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产发展并不必然实现共同富裕,倒是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分配,但劳动的价值很难衡量,最后走向“按人分配”和“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倾向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制度逐步演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但是,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劳动者的报酬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甚至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按劳分配原则有所淡化,分配的天平向按资分配倾斜。

   1.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较低

   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初次分配中,社会财富的产生主要依赖于各要素的共同作用,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都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劳动力报酬偏低的情况。根据相关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2007年,劳动力报酬占比由53%下降至39%。2007年之后,劳动力报酬占比虽有所回升,但较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在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力报酬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关键,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就越公平。如果劳动力报酬份额较低,则表明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完善。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大批的务工者是从内地农村转移过来的农民工,他们只身一人到城市务工,家属、孩子留在农村,并非他们不想全家进城,不想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收入不足于支撑全家在城市的开支。在城里不敢消费,在农村消费不足,一个3亿人左右的庞大群体的低收入、低消费,是中国市场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中国劳动力报酬偏低的原因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长期以来供大于求。由于大量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涌入沿海发达地区,使沿海就业岗位增加比较多的地区获得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所以难免存在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对等的状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9年劳动力总量达81104万人,就业人数为77471万人,说明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缺口。二是劳动力质量不高。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院校扩招,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素质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劳动者素质仍需加强。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年—2017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3%上升到17.6%,其中城镇从4.7%上升到26.7%,乡村从0.2%上升到5.5%。可以看出,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升了人力资本,但城乡分化仍较严重,且拥有中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不到20%。[4]三是劳动力的需求结构逐渐转变。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这就导致对传统行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转而对第三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2.二次分配中税收调节杠杆作用有限

   二次分配中的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初次分配中的不足,但是中国的税收调节机制并不完善。具体来看,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调节力度有限。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多元化,投资、租赁等都能获得收入,而目前的税收体系并没有一个完全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高收入人群偷税漏税现象较为严重。而中低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透明,便于监管,成为税收收入的主力军。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工薪阶层纳税占个税总额7成左右,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3成不到。二是税收制度的设置不够合理,在生产环节征税,而非在消费环节征税。中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征收比例较高的税收,并采取分税制,以满足各级政府的支出需求,但并没有完全起到税收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如果改为主要在消费环节征税,则对不同消费群体起到调节作用。再比如征收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不同收入群体的差距扩大问题和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财政平衡问题,但却采用分税制,也就是说发达地区征收的所得税主要用于发达地区。上述问题使得税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难以完全发挥,既对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有限,也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3.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款较少

   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计划经济时代财富的分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统收统支”,政府几乎把社会事业都包揽起来。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分配多元化,财富分散化,很多事业性、社会性支出由社会团体筹办,各类慈善机构便应运而生,1994年建立的中华慈善总会就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开始。由于起步较晚,慈善事业的发展还相对不够成熟,并存在较多问题:一是规范化运营的慈善机构数量较少,捐款数额不多。根据《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内地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当年GDP的0.15%。二是居民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不高。根据《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慈善捐赠主要来源于企业,占比为61.71%,个人捐款占比仅占26.4%,大部分人没有形成慈善救助意识,参与度不高。三是慈善机构管理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有关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多次的负面事件也动摇了慈善机构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5]

   四、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探索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实现共同富裕,一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要重点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等问题,减少社会矛盾。三是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实现“富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活力,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6]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要求。[7]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第一要务,工业、农业以及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都是生产,现在称之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国有企业,而且包括民营企业,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都吸纳了大量就业,生产出市场需要的各类产品,为政府提供了税收。未来很多国有企业通过“混改”,成为股份制企业。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大型企业,也包括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由于规模大,一般实力强,市场范围大,竞争力也比较强。中小型企业一般机制比较灵活,活力比较大,相应压力比较大。但中小型企业数量多,是吸纳就业、满足市场供给的主力军。因此,更应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为了建立现代化大生产体系,必须建立为现代化大生产服务的体系,包括金融业、物流业、证券业、保险业、大数据产业等等,尤其是金融业,大大小小的银行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现代化大生产服务,降低融资成本,不能把金融业发展成为最赚钱的行业。[8]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做大蛋糕”,不做大蛋糕,一切都是空谈。谁是做蛋糕的主体,是企业,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因此,要发挥企业和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技术创新和现代化大生产。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

   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较多,人均耕地较少,农民很难富裕起来,通过实施城镇化战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与城镇,既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过去农民收入比较低,主要原因是人均耕地少,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很难提高。现在农业收入没有变,但农民人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会相应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农村进城人口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因此,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就要让进城的农民享受和所在城市的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让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进城,留在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可供支配的资源就多了。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所以,我国农村主要是缺人才、资本和技术。人才、资本与技术进入农业和农村还存在着体制上的重大制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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