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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陶渊明

更新时间:2022-05-23 00:30:00
作者: 朱光潜 (进入专栏)  
弗获辞此难!”他逼得到乞食,一杯之惠叫他图“冥报”。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形影神》那三首诗就是在思量生死问题:“一世异朝世,此语良不虚”,“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求我胜年欢,一毫无复意”,“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从苦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诗句都可以见出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无日不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元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人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朋友,我们前已说过,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像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官,他送行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中有许多寂寞之感!

   这里也可以见出一般人所常提到的“耻事二姓”问题虽不必过于着重,却也不可一笔抹煞。他心里痛恨刘裕篡晋,这是无疑的,不但《述酒》《拟古》《咏荆轲》诸诗可以证明,就是他对于伯夷、叔齐那些“遗烈”的景仰也决不是无所为而发。加以易姓前后几十年中——渊明的大半生中——始而有王恭、孙恩之乱,继而有桓玄、刘裕之哄,终而有刘裕推翻晋室,兵戈扰攘,几无宁日。渊明一个穷病书生,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也很叫他忧愤。我们稍玩索“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壑舟无须叟,引我不得住”诸诗的意味,便可领略渊明的苦闷。

   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他尝说:“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数斟已复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后来它变成一种沉痼,不但使他“多谬误”,而且耽误了他的事业,妨害他的病体。从《荣木》诗里“志彼不舍(学业),安此日富(酒),我之怀矣,怛焉内疚”那几句话看,他有时颇自悔,所以曾一度“止酒”。但是积习难除,到死还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渊明和许多有癖好的诗人们(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奥马康颜之类)的这种态度,在近代人看来是“逃避”,我们不能拿近代人的观念去责备古人,但是“逃避”确是事实。逃避者自有苦心,让我们庆贺无须饮酒的人们的幸福,同时也同情于“君当恕醉人”那一个沉痛的呼声。

   世间许多醉酒的人们终止于刘伶的放诞,渊明由冲突达到调和,并不由于饮酒。弥补这世间缺陷的有他极丰富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他的极深广的同情。我们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个极狭小的世界里活着,狭小到时间上只有现在,在空间上只有切身利益相关系的人与物;如果现在这些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与物对付不顺意,我们就活活地被他们扼住颈项,动弹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别无解脱的路径。渊明像一切其他大诗人一样,有任何力量不能剥夺的自由,在这“樊笼”以外,发现一个“天空任鸟飞”的宇宙。第一是他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发现许多可“尚友”的古人。《咏贫士》诗中有两句话透漏此中消息:“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这就是说,他的清风亮节在当时虽无同调,过去有同调的人们正复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他好读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而这些“遗烈”可以使他感发兴起。他的诗文不断地提到他所景仰的古人,《述酒》与《扇画赞》把他们排起队伍来,向他们馨香祷祝,更可以见出他的志向。这队伍里不外两种人,一是因穷守节的隐士,如荷篠丈人、长沮桀溺、张长公、薛孟尝、袁安之类,一是亡国大夫积极或消极地抵搞新朝,替故主复仇,如伯夷、叔齐、荆轲、韩非、张良之类,这些人们和他自己在身世和心迹上多少相类似。

   在这里我们不妨趁便略谈渊明带有侠气、存心为晋报仇的看法。渊明侠气则有之,存心报仇似未必,他不是一个行动家,原来为贫而仕,未尝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那种近于夸诞的愿望,后来解组归田,终身不仕,一半固由于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于惯尝了“樊笼”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几落得一个清闲。他厌恶刘宋是事实,不过他无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极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等“遗烈”,所谓“刑天舞干戚”,虽无补于事,而“猛志固常在”。渊明的心迹不过如此,我们不必妄为捕风捉影之谈。

   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性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自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的同情;他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者,也正以此。中国诗人歌咏自然的见气由陶、谢开始,后来王、孟、储、韦诸家加以发挥光大,遂至几无诗不状物写景。但是写来写去,自然诗终让渊明独步。许多自然诗人的毛病只知雕绘声色,装点的作用多,表现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渊明诗中向来不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而是在情趣的戏剧中扮演极生动的角色,稍露面目,便见出作者的整个人格。这分别的原因也在渊明有较深厚的人格的涵养,较丰富的精神生活。

   渊明的心中有许多理想的境界。他所景仰“遗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托契孤游”;他所描写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的乐土。欧阳公尝说晋无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依我愚见,《桃花源记》境界之高还在《归去来辞》之上。渊明对于农业素具信心,《劝农》《怀古田舍》《西田获早稻》诸诗已再三表明他的态度。《桃花源记》所定是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无政府组织,甚至无诗书历志,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流,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境界颇类似卢梭所称羡的“自然状况”。渊明身当乱世,眼见所谓黄章制度徒足以忧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忧,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淳朴的乌托邦。

   渊明未见得瞧得起莲社诸贤的“文字禅”,可是禅宗人物很少有比渊明更契于禅理的。渊明对于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语举止,处处都流露着禅机。比起他来,许多谈禅的人们都是神秀,而他却是惠能。姑举一例以见梗概。据晋书《隐逸传》:“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故事所指示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所以我认为他达到最高的禅境。慧远特别敬重他,不是没有缘由的。

   总之,渊明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他的智慧与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酿成他的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都很淳朴,却都不很简单,是一个大交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声响。

   渊明是怎样一个人,上文已略见梗概。有一个普通的误解我们须打消。自钟嵘推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一般人都着重渊明的隐逸的一方面;自颜真卿作诗表白渊明眷恋晋室的心迹以后,一般人又看重渊明忠贞一方面。渊明是隐士,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气,像《红楼梦》里妙玉性格的那种隐士;渊明是忠臣,却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荆轲、张良那种忠臣。在隐与侠以外,渊明不定期有极实际极平常的方面。这是一般人所忽视而本文所特别要表明的。隐与侠有时走极端,“不近人情”;渊明的特色是在处处都最近人情,胸襟尽管高超而却不唱高调。他仍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认为人生理想在“和寻常市民一样过生活,和半神人一样用心思”,渊明算是达到了这个理想。他的高妙处我们不可仰攀,他的平常处我们却特别觉得亲切,他尽管是隐士,尽管有侠气,在大体上还是“我辈中人“。他很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做了社会的消耗者,还在唱”不事家人生产“的高调。他一则说:“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再则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本着这个主张,他从幼到老,都以种田为恒业。他实实在在自己动手,不像一般隐士只是打“躬耕”的招牌。种田不能过活,他不惜出去做小官,他坦白地自供做官是“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也不像一般求官者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种田做官都不能过活,索性便求邻乞食,以为施既是美德,受也就不是丑事。在《有会而作》那首诗里,他引《檀弓》里饿者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饿死的故事,深觉其不当,他说:“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在这些地方我们觉得渊明非常率真,也非常近人情。他并非不重视廉洁与操守,可是不像一般隐者矫情立异、沾沾自喜那样讲廉洁与操守。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他很有儒家的精神。

   不过渊明最能使平常人契合的还是在他对人的热情。他对于平生故旧,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每因“语默殊势”而有不同调之感,可是他觉得“故者无失其为故”,赠诗送行,仍依依不舍,殷殷属望,一片忠厚笃实之情溢于言表,(两)《答庞参军》《示周祖谢》《与晋殷安别》《赠羊长史》诸诗最足见出他于朋友厚道。在家人父子兄弟中,他尤其显得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他的父亲早弃世,他在《命子》诗中有“瞻望弗及”之叹。他的母亲年老,据颜延之的诔文,他的出仕原为养母(“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至亲之义,追悟毛子棒檄之怀”)。他出去没有多久,就回家省亲,从《阻风于规林》那两首诗看,他对于老母时常眷念,离家后致叹于“久游念所生”,回家时“计日望旧居”,到家后“一欣侍温颜”,语言虽简,情致却极深挚。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异母生的,程氏妹死了,渊明弃官到武昌替她料理后事,在祭妹文与祭弟文中,他追念早年共甘苦同患难的情况,焦虑遗孤们将来的着落,句句话都从肺腑中来,渊明天性之厚从这两篇祭文、自祭文以及与子俨等疏最足以见出,这几篇都是绝妙文字,可惜它们的名声为诗所掩。

渊明在诗中表现最多是对于子女的慈爱。“大欢惟稚子”,“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稚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随便拈几个例子,就可令人想象到渊明怎样了解而且享受家庭子女团聚的乐趣。如果对于儿童没有浓厚的同情,或是自己没有保持住儿童的天真,都决说不出这样简单而深刻的话。渊明的长子初生时,他自述心事说:“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可见其属望之殷。他做了官,特别遣一个工人给儿子,写信告诉他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遗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寥寥数语,既可以见出做父母的仔细,尤可见出人道主义者的深广的同情。“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是何等心肠!它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那两句诗都可以摆在释迦或耶稣的口里。谈到他的儿子,他们似不能副他的期望,他半恢谐半伤心地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他临死时还向他们叮咛嘱咐:“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最后以兄弟同居同财的故事劝勉他们。杜甫为着渊明这样笃爱儿子,在《遣兴》诗里讥诮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其实工部开口便错,渊明所以异于一般隐士的正在不“避俗”,因为他不必避俗,所以真正地“达道”。所谓“不避俗”是说“不矫情”,本着人类所应有的至情深情去应世接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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