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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小站:民初思想界关于孔教是否宗教的争论

更新时间:2022-05-22 09:27:49
作者: 邹小站  

   提要:自清末起,儒学面临着严重危机。民国建立后,儒学丧失其官方哲学地位,失去政治权力的保护,同时,因为缺乏系统的宗教神学以及制度化的宗教组织与仪式,儒学并未成为一般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缺乏与西方宗教的竞争力。为存续儒学,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尊孔人士乃以基督教为模板,欲将儒学改造为制度化的宗教,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由此引发了孔教是否宗教的争论。争论发生于国教派与非国教派之间,论争双方都以基督教为模板定义宗教,并以此定义裁定孔教是否宗教。不过,孔教是否宗教的问题,并非尊孔与反尊孔的分界线,不少主张尊孔的人士也认为,以孔教为宗教,有违孔教的基本性质。

   关键词:孔教 宗教 康有为 陈焕章

  

   关于孔教是否宗教,历史上有三次比较大的争论。第一次是明末利玛窦来华之后,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初年,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底开始,直到现在。到现在为止,儒教是否宗教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天主教内部,核心问题是儒者的祭祖、祀孔是否有宗教性质。其时,利玛窦为打开在华传教局面,提出儒者的祭祖祀孔活动不过“志思慕之情”,只具有纪念的意义,并无宗教意味,可准许华人信徒参与此类活动。这可减缓中国天主教徒所面对的文化冲突,不至于因为信仰天主教而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异类。不过,这只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利玛窦其实是认为儒者的祭祖祀孔是尊崇鬼神,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天主教内部不少人明确认为儒者的祭祖祀孔具有宗教意味,反对中国信徒参与祭祖祀孔。利玛窦离世后,罗马教廷明确禁止中国信徒参与祭祖祀孔,引发了清廷的禁教,使天主教在华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第二次争论肇端于清末,它因康有为的孔教论而起,并在民初有关国教问题的争议中形成高潮。本文拟讨论此次争论的缘由及其基本情形。

  

  

   所谓孔教,就是儒学(儒教)。章太炎说:“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亦本无教名,表章六经所以传历史,自著《孝经》《论语》所以开儒术,或言名教,或言教育,此皆与宗教不相及也……然仍世相称,皆以儒术为之题署,云儒教者无有也。及佛法被于东方,天师五斗之术起,佛、道以教得名,由是题别士人号以儒教,其名实已不相称,犹未有题名孔教者也。孔教之称始妄人康有为,实今文经师流之毒。”这是说“孔教”之名,由康有为首创。其实,“孔教”一词,在康有为使用之前,就已出现于载籍之中,如《晋书·阮籍传赞》有“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有“倚孔教者,所以潜成学圣。学圣不出《六经》”。不过,这些文献使用“孔教”一词,大体上指孔子之教,其“教”字指教育、教化、教导,并无“宗教”的意思。康有为将孔子定为创教教主,视孔教为宗教,经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大力鼓吹,“孔教”一度成为用以指代“儒教”的流行概念。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孔教”之称始于康有为。

   当晚清末世,康有为对西方宗教在华急剧扩展及其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民教冲突,对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心涣散,风俗敝坏,有切肤之痛,以为若不急起整顿,则儒学将亡,人心将散,中国将无以存立于世界大地之上,乃发出“保教”的呼号。康有为以“孔教之马丁路德”自居,欲重建儒学以制造变法的理论根据,并借教权以推动改革。他一方面神化孔子,将孔子塑造为受天命改制,为万世立法的大地教主,使之能“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另一方面则“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欲模仿基督教建立孔教的教会组织,建立专职的孔教传教队伍,立孔教之教规与礼拜仪式,建立儒教的慈善事业,打破天子对于祭天的垄断,打破儒生对于礼敬孔子的垄断,使百姓男女均可祭天祀孔,均可入孔庙礼拜孔子。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就提出,应建立“道学”一科,培养并建立专职的宣教人才队伍,“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并鼓励这些宣教人才往海外传教。在1898年3月所上的折子(收入《戊戌奏稿》的篡改稿)中,他又提出建立教阶式的教会组织,主张“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祠谒之,释菜奉花,必默颂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由经明行修者充之,并掌其县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领学校教经学之席。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其教学校之经学亦同。此则于明经之外,为通才博学者矣。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康有为希望建立制度化的孔教组织,意在将儒学从政治权力的垄断中解脱出来,使儒学从庙堂、学堂走向孔教的教堂与百姓的祠堂,从政治领域回归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官方意识形态转为百姓的信仰,打破天子对于天的垄断,打破儒生对于儒学的垄断,将儒学从儒生之学真正变成庶民大众信奉的宗教,以整饬人心,挽救风俗。康有为希望,通过将儒学宗教化,建立孔教在民间社会的深厚根基,使其自身具备与天主教、基督教抗衡的能力,能在与西方宗教的竞争中得以存立,以存中国之国魂、国性。同时,他希望以孔教会对西方教会,通过教会之间的协商调解民教冲突。

  

  

   民国建立后,孔教面临的危机愈发深重。一方面,《临时约法》关于信教自由的规定,为基督教、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障,外来宗教有迅速扩展之势;另一方面不少急于图强的人将国家贫弱之因归咎于专制政治,又将专制与孔子联系起来,“怀新思想者,无不疾恶专制君主,每一思及专制君主,辄思及孔子,以为专制之毒实自孔子长之”。这就有了蔡元培的宣布废除尊孔的教育宗旨,以及后来的废孔浪潮。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历史传统与相应的社会条件,民初共和政治的试验出现了种种问题,而社会上也因为尊长威权的堕落,不尊孔、不敬长上的做派在一些耳食自由、平等之说的新派青年中开始蔓延。这些都令尊孔人士心忧如焚。他们认为,若不加改变,任由此种趋势发展,孔教将有灭亡之忧。于是,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为代表的尊孔派人士乃发起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孔教运动。

   当时的一般新派人士多只是关注中国与列强之间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落差,而较少关注文化竞争问题,孔教派十分看重文化竞争的意义。他们认为,国家不单是政治体,它还是文化体,没有文化认同,国家、民族只是虚有民数而并无宗仰的一盘散沙而已。陈焕章说:“所谓爱国者,非谓爱其土地人民已也,犹有文化焉。土地、人民之爱,爱于有形;文化之爱,爱于无形。惟有无形之爱,故能于有形之爱结不解之缘也。”深厚的文化传统使人自豪,可深化国民的爱国之情。今日国家间的竞争,也不只是军事、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在文化竞争中失败,其结果远比亡国可怕。陈焕章说:“今世列国之竞争也,不独竞于武力,亦竞于文明。宗教、道德、言语、文学、政治、艺术均为文明之证据,而为有国者所必争,得之则荣,失之则辱。此关于国家之位置者甚大也。”康有为则强调,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代表一国文化的宗教的灭亡。一旦如此,则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就会随之彻底消亡,其后裔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所祖述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都将是征服者之文化,征服者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宗教灭亡,其祸较亡国更为深沉。盖国亡而教不灭,则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仍在,犹有复国的希望。墨西哥为西班牙所灭,“并其古文字图画灭之”,已是文化上的亡国,已沦于“全灭”之境;而印度、犹太国虽亡,而宗教尚存,教化未灭,将来还有由宗教而实现复兴的希望。

   孔教派认为,孔子、孔教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维系中国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国魂、国性。“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孔教若亡,则中国之一切文明,中国之一切种族,都将随之而尽。孔教派人士大都清楚地看到:耶稣教等典型宗教,有完整的教会体系,又重起信伏魔,借助天堂地狱鬼神之说约束教徒,排斥异教,从而使其信徒多能有相对坚定的宗教信仰,故可以实现政教分离。在被迫退出政治领域,丧失世俗权力的支撑后,宗教还能凭借教会本身的力量以及教徒的信仰,维系其在社会的影响,发挥其社会功能。而孔教则重人道,不以鬼神灵魂问题约束教徒,不排斥异教,又不存在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教会系统,不存在专职的宣教士队伍,一旦失去世俗政权的支撑,就会迅速衰微。陈焕章就承认,孔教与世俗政治、世俗生活紧密相关,难以离开政治而独立。他说:“或曰《约法》明定信教自由,所以取一切教而平等保护之也。他教既得保护而自由,则信孔自由可一律而保障,奚必定为国教之独优为?曰孔教之所以异于他教者,以其本为国教之故。他教本非国教,故但有信教自由之明文,即足以资保障。若孔教则非明白规定(指明白规定为国教),不足以保其固有。”张尔田也说:“孔教之地位,与各教不同,苟不定为国教,即失其资格,一降而为非教。”这是说,他们承认,孔教的国教地位以政治庇护而获得,失去政治庇护,失去国教地位,孔教难以与其他宗教竞争。也正是出于此种担心,孔教派希望模仿基督教的模式将孔教改造为宗教,希望在宪法上确定孔教为国教,以保护孔教。

   对于孔教派对孔教的自我生存能力缺乏自信,耶稣教方面的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主张孔教加入宪法者之脑想,一若必强令孔子与耶、释、穆罕争一席之立足地,且必高出于耶、释、穆罕一等,受宪法上特别之保护,始得大行其道,而动国民之信仰也者。”又揶揄道:“岂诸君不自信孔子之道溥博高坚,而必借重法院与政府之大力,始能保护而尊崇之欤?若法院与政府不加以特别保障,则孔道将归于毁弃欤?吾不惜诸君自待太薄,而惜诸君待孔子太薄也!”他们强调:“凡世界之宗教,皆当藉教力以感化人人,不当藉国力以压制人人。”宗教的真正生命力在其教义是否能得人之信仰,在其教徒能否真正践履教义,是否有传播教义的热忱。保存孔教,发扬孔教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孔教徒尤其是昌言定孔教国教的人士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宣教弘教,“全力注重于普通社会,师泰西之成法,以孔学灌溉一般人群中心,振起国民教育,从根本而施解决”。只有脱离政治的支撑,使孔教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的信仰,其教义为大众真正践履,孔教才能真正具有活力与竞争力。若师法专制统治者之故智,迷信政治权力的威力,以为用政治权力定孔教为国教,“孔教即自能入世人之耳,更成无量数化身,宅乎尽人之心,以作其视听言动之主”,则只会“增益信教者之依赖性与藉势幸进心”,而无助于增长孔教的竞争力,无益于世道人心。

孔教派其实也看到,单单定孔教为国教,不足以使孔教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又呼吁国人对保持一点大惑大愚的“迷溺”,怀抱一种宗教情怀。郭象升说,“立德之道在情感,不在智慧”,维系道德的根本在信仰,而非智慧。宗教的功用在安上下、定民志,只要宗教能发挥此功用,人们就不必斤斤以是非相衡,吹索过甚,而应保持一点大惑大愚的“迷溺”。这种“迷溺”为爱国保种所必需。“观于欧罗巴,耶和华者,彼土之所谓圣人,旧新两约,其言之诞妄不法者多矣,以欧人哲理之明澈,科学之警辟,摧陷而廓清之,宜无难者,而其君若相卒不敢出于此焉,毋亦以迷溺之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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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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