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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全球化的死与生——一个极简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

更新时间:2022-05-22 00:56:46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佃户开始有了一块自留地,中国拥有了向产业链顶端攀升的资本。随着土地金融的空前成功,中国迅速跨越地方政府的重资产阶段,中国控制的产业链变得越来长。自留地越来越大的大佃户,使得G2双方供求关系逐渐发生改变。

   2008年次贷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资本供大于求的美国需要依靠求助中国才能度过危机。之后中美经济规模迅速缩小,大佃户开始主导部分双边议程,这就不可避免地触碰到全球化的主导权这个G2结构最核心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次表示愿意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战略界的疑心却越来越重。

   为了巩固全球化的主导权,大地主开始培养新的佃户与大佃户竞争——将中国的产业链转到中国以外。为了让新的佃户能够生存,就要对大佃户开征额外的关税,因为没有额外的关税抵消掉中国劳动的竞争优势,其他佃户就没有机会。中国近年来产业链的外移,与越南、印度外贸的迅速增加,就是这一策略的结果。加税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惩罚中国,而是培养印度、越南这样的佃户,使这些分散佃户能够与大佃户中国竞争,再次夺回G2主导权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宁愿忍受通胀也不肯放弃对中国商品加税。

   为了围剿中国这个大佃户,美国就必须让渡部分利益给印度、越南这样的小佃户。印度利用自己反华的价值,在美欧日俄之间自由游走,从而攫取到最大的战略主动。与本土佃户(制造业)不同,彻底打垮大佃户并不是大地主(华尔街)最优的选择,保持佃户之间足够激烈的竞争,才能是土地(资本)攫取的地租(剩余)最大化。这与本土佃户(军工制造业集团)要将制造业就业迁回本土,彻底解构全球化的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一场景里,大地主美国虽然嘴上说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其实心里最担心的却是二地主欧洲。按照前面提出的竞争规则,只有地主(资本)间的竞争,才可以让佃户享有消费者剩余。一旦中国退而求其次,联手俄罗斯转向用欧元结算,就会形成最优的土地(美元资本)+次优的佃户(东南亚劳动)VS.次优的土地(欧元资本)+最优的佃户(中国劳动)两个平行的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把中国宣布为头号敌人时,眼睛的余光一直紧盯着欧洲,坚决不让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主的美国,其头号目标是防止土地(资本)供大于求。作为美国资本的主要消费者,中国特需对美国资本不爆仓至关重要。中国对于保卫美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中国在中美博弈里最大的筹码。价值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同。由于中国去年房地产崩盘,让美国资本感到中国其实自身难保,远没有像2008年那样大的利用价值,这让他们感到,与其像2008年时求中国接盘美债,还不如像对俄罗斯那样直接没收中国资产、注销中国债务效果更好。如果这个判断被接受,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中国就是下一个俄罗斯。中国经济如果不能迅速满血复活,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后果。

  

   五、未来场景2:反全球化

  

   尽管借助新冠疫情,美国资本侥幸扳回一局,但下次大选美国劳动卷土重来,乃是大概率事件。拜登掌权这四年,对于全球化而言更像是回光返照。这就要求我们抓住短暂的窗口期,为中美大脱钩,甚至全球化解体做好准备。

   对美国本土佃户(劳动)而言,无论大地主(华尔街)和大佃户(中国)还是和二佃户(印、越)合作,自己都一样得参与佃户间的竞争。作为成本最高的佃户,全球化本身就是问题。只有全球化解体,土地(资本)在本土市场供不应求,本土佃农(蓝领、红脖子)才能夺回因全球化中失去的主导权。为了彻底瓦解全球化,与本土资本(华尔街)合作的大佃户中国必定是本土佃户(红脖子、军工集团)的死敌。在特朗普为代表的军工集团和美国蓝领劳工眼里,中国这个佃户存在本身就是原罪。只要中国存在,大地主(金融资本)就不会屈服,中国就一直会是本土佃户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而对本土地主(华尔街)而言,去全球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为相对美国资本,美国的劳动太稀缺。即便充分就业,也不足以应对今天已经非常巨大的资本供给——太少的本土佃户一定会导致海量的土地弃耕,引发本土地主之间竞争。资本供大于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美国资本(华尔街)只是在驯服中国方面与本土佃户(军工综合体)有着一致的共识,而不是要消灭中国这个给资本创造需求的佃户。

   美国资本要将大佃户中国对产业链的控制拆解到几个佃户,让佃户间竞争;而美国劳动(军工综合体)则要将大佃户剿灭,让本土资本只能依靠本土佃户。美国巨大的债务敞口限制了美国与中国脱钩的选项。如果剿灭中国会导致美元崩溃(持续高通胀),地主(华尔街)利益的代表就会和佃户再次结盟(免除劳工利益集团加在中国商品上的关税),其他佃户(包括本土佃户)的利益,都会被用来做交换。

   面对美国海量债务敞口,美国资本(华尔街)的首先目标,就是保住资本(美元-美债)的供大于求。办法就是提高地租返还(加息),收回过量土地(缩表)。这一做法的前提之一,是佃农不会转向地租较低的二地主(欧洲)。俄乌战争实际上就是防止资本需求被欧洲分流,使得美国无法完成加息和缩表。这一做法的前提之二,是有佃户能负担得起上涨的地租,在经济萎缩的周期,有人能接得住美国海量的债务敞口。如果去全球化的利益集团强行与中国这个美元最大的用户脱钩,美债需求就可能出现巨大缺口,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巨大的对美债权,对本土地主(华尔街)来说是中国的善意,对本土佃农(军工集团)来说,反而是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理由。在美国本土佃户(军工集团)看来,大佃户内部资本市场(房地产)崩盘后,使得中国即使有意愿,也不再具备接手比2008年大得多的美元债务敞口。最好的办法,不是像2008年那样央求中国救助,而是通过激化台海战争并以此为借口违约:1)直接没收大佃户的财富,填补债务敞口;2)注销全球化时代所欠债务; 3)同时还可以给军工综合体带来一波战争需求。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金融战就是这一做法的预演。非如此,美国无法走出债务危机。

   这是一个最危险但概率最大的场景,中国现在就必须为特朗普代表的军工利益集团卷土重来做好战争(金融战争和军事战争)的准备。

  

   六、未来场景3:地区化与“大陆岛”

  

   不管中国多么舍不得全球化,多么渴望与全球资本挂钩,也必须做好自立门户的准备。这不是改革的倒退,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面对全球化解体的世界不得不作的准备。中国必须抛弃幻想,接受现实。相比2008年,中国今天的选择十分有限:

   1)如果和美国地主(金融利益集团)交换,中国就必须像2008年那样接得住美国债务,为填补缺口提供足够的需求。但中国房地产被“自杀式政策”摧毁后,中国经济已经没有力量接住比2008年更大的美债缺口,想帮美国也有心无力;

   2)如果和美国佃户(军工综合体)摊牌,就要接受去全球化,接手产业链回流美国,就要准备与美国硬脱钩(比如通过挑起台海等战争给违约债务、没收中国资产寻找借口)。

   无论美国是重新雇佣自己的佃农(红脖子),还是雇佣与中国竞争的佃农(印、越),中国的选择只有一个,找到自己的土地(货币内生),成为另一个地主。中国必须成为内生资本的超级大国才能维持增长,这是中国海量的劳动供给所决定的。在去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资本回归本土是美国劳动回归本土的镜像。尽管中国佃农(劳动)与美国地主(资本)有着深刻的联系和共同利益,但美国本土佃农处在上升周期,美国近期与全球化决裂是大概率事件。就算美国依然资本当道,要想和美国利益交换,前提也是中国必须做好自保。

   作为一个拥有海量劳动的佃户,中国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海量土地(资本)才能自保。能够将未来收益贴现的资本市场大体有三个:股票(企业)、债券(中央政府)、房地产(地方政府)。这些资本市场总规模,决定了内生资本的规模。只要资本市场的资产有足够高的流动性,央行就可以通过购买资本市场上高流动性的资产创造货币,就可以摆脱依靠出口结汇创造基础货币的依附型资本形态。但目前而言,这三个资本市场都存在问题:

   1)首先,资本回归。用美债形态的美元资本回购中概股,然后在美国退市在A股重新上市。央行通过公众基金(养老金、社保、医保)投资中国股市内生货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扩大A股的规模,将美元计价的资本,转为人民币计价的资本。这相当于佃农退耕地主的土地,转而自己开荒;

   2)其次,发行国债。同美国相反,中国中央政府是强财政(分税)、弱金融(国债);地方政府是强金融(卖地),弱财政(分税)。在房地产市场被整垮,股票市场不争气的现实下,这样必须大规模发行债权,接替房地产带来的资本缺口。需要指出的是,国债发行规模的制约,是有没有能形成资产(能带来现金流)的项目。现在通过央企给地方融资而形成的大部分项目都形不成资产,这样的专项债对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极为有害;

   3)第三,拯救房地产。正确理解房住不炒,停止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停止新增供地,收回前一阶段超供的土地(相当于房地产市场加息、缩表)。只有房地产市场重回供不应求,才有可能恢复不动产的流动性;

   在新的区域化分工中,中国应当扮演地主而不是佃户。这就要求中国将“信用”的创造和维护放到比压低制造成本更主要的位置。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信用。在1853-1856年的俄——英、法、土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即便双方死伤累累,英国坚持偿还对沙皇政府的欠债,而沙皇政府则依旧为英国投资者购买的主权债付息,就是为了维护宝贵的“信用”。而美国在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这种赖账行为彻底动摇了美元历经百年建立起来的国际信用”(余永定,2022)。

   中国要想从佃户转变为地主,就要有所取舍。如果美国对中国制裁,中国与其对等没收美国资产,不如索性反其道行之,宣布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中国都是安全的。即使制裁中国的国家(甚至交战国)其资产也会受到保护。以资产换信用,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安全的资产避险之地。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是看谁能提供最安全的资产保护。信用财富的时代可以没收的有限,只要真实财富在,信用财富可以很快重建。

   最后,和欧洲一样,大宗商品是中国最大的短板。中国只能靠外部交换补齐这个短板,这就使得俄罗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边缘玩家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很多人看不起依赖能源、矿产、粮食等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殊不知,只要资源开始供不应求,大宗商品市场(期货市场)立刻就会显示出资本市场的所有特征。俄罗斯这次将卢布和天然气挂钩,就是成功利用了稀缺自然资源的资本属性,持有卢布就相当于持有俄罗斯天然气的股票。

   作为全球化中美国金融利益的战略策划师,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提出三种导致美国霸权衰落的“资本-劳动组合”:俄欧联盟、中日联盟和中俄伊联盟。回过头来看,原本威胁最大也最有可能的俄欧联盟,被此次俄乌战争解除了,反倒是最没有可能的中俄伊联盟成为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美欧反复逼迫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站,就是出于对这一前景的担心。

作为两个分别被大地主(美国)和二地主(欧洲)排除出“佃农-地主”体系的国家,中俄有可能在共同的外部压力下实现“地主-佃户”(资本-劳动)内循环。如果大陆岛出现成吉思汗之后第二次整合,主导世界数百年之久的海权国家就可能再次边缘化。特别是当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大国威望丧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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