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胡键:“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更新时间:2022-05-21 23:19:45
作者: 胡键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关键词】 战略时间差;战略安全;国家命运;战略机遇期

  

   一  引 言

  

   战略安全总是与战略机遇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战略机遇塑造战略安全,而战略安全也会制造新的战略机遇。战略机遇是时间与空间良性互动的结果,而时间总是空间中的时间,空间又与时间共存。所谓“机”就是指天运之变化、日月之运行,这体现的是时间;“东西为广,南北为运”,“运”则体现了时间与空间的融合。 所谓“遇”就是“不期而会”, “遇”从寓声,“寓”本义为寄居,从禺声,“禺”为“十里之地”, 所指的是空间。所以,无论是“寓”还是“禺”都有空间的意义;而“辶”与行动有关,也就与时间上的“运”有关。因此,所谓“时间差”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时间换空间”,这里所说的时间是平常意义上的时间,空间则是人们在运用时间过程中的时间间隔即时间本身的“空与间”,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本文讨论的“战略时间差”, 就是讨论对时间的运用以及在战略安全中正确把握时间中的空间,从而抢占战略博弈的优势地位并谋取新的战略安全。时间在战争中常常得到重视,例如《孙子兵法》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先做到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捕捉时机战胜敌人。孙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时间。

   时间被用于战略上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时间点。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提出了“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s), 用来指宏观历史过程的临界点。 二是时间段。基准时间作为一个临界点是与某一个时间段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段内的关键“转折点”就是基准时间,而事件的发生、发展在一个时间段内是有量变和质变的,临界点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基准时间”。不过,对这个时间段里的事件进行分析更具有战略意义。实际上,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在提出“基准时间”的时候,也是将历史置于一个时间段里来考察的。他们认为:1500年代表了1487—1522年之间海上航行的开辟;1860年代表了1840—1870年之间各种“现代性革命”的繁盛;1942年代表了1929—1949年之间发生的各种危机。当然,除了这些一等基准时间之外,在一个时间段内还会有一些二等基准时间、三等基准时间。 三是时间过程,也就是以时间为标准将战略目标分解,在不同的时间段实现具体的战略目标,最后达到总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 以及中共十五大提出“分三步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等, 都体现了时间的过程性。

   由此可见,时间从来没有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缺席。不过,时间观在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时间理解是静态的”。 这种观点是基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永久性”以及“人性和国家行为的深层次动机的永恒性”来认识现实主义的时间观。然而,现实主义恰恰在“无政府状态的永久性”“人性和国家行为动机的永恒性”的状态下,强调实力与时间变化的高度正相关性,即国家实力的成长必须与时间相对应,否则国家的发展就会停滞。这应该说不是一种静态的时间观。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时间观,笔者完全赞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时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进程,而不同行为体在相互依赖的权力结构中进行“分配和讨价还价”。 建构主义强调共有观念建构国际政治结构和行为体的身份及利益, 同时有学者指出,“在论述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发展上,建构主义似乎暗示了一种进化论的观点”,“其时间观体现了西方文化霸权”。 温特强调,无政府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间一起变化的,即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建构”文化。这与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上述时间观都是宏观时间观。宏观时间观或曰“长时间”观 在国际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但战略研究总是忽视时间。 尤其是微观时间即具体博弈中的瞬间时间,基本上不会在战略规划和战略目标中有任何位置,因为判断战略安全总体态势的时候,“长时间”考察更具有科学性,也更能把握其发展趋势。这大概是因为微观时间所“容纳”的只是具体的事件,而不是长远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微观时间观在国际战略层面完全没有意义,微观时间运用得好,往往会对战略制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引入“战略时间差”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战略博弈和博弈各方的战略安全,其中的时间观既包含宏观的时间观,也包含微观的时间观。另外,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宏观时间”“微观时间”不是规范性概念,本文主要是指在博弈中的时间长度。而时间的长度也是相对的,博弈延续时间有的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这可以归为宏观时间;而博弈延续时间只是瞬间性的,则归为微观时间。

  

   二 “战略时间差”的内涵

  

   “时间差”在国际战略博弈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用好“时间差”,一方面可以回避对手的锋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己方有机会做好进攻准备。在战略决策上巧妙地利用“时间差”,使在这个时间上所作出的决策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引发的是具有战略性的结果。这样的“时间差”,我们称之为“战略时间差”。不过,尽管是战略与时间结合在一起,但“战略时间差”中的时间观并不都是宏观时间观,也包括微观时间观。正如前面所述,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时间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大多数是宏观的时间观,战略问题与微观时间结合起来的情形,在国际关系、战略研究领域中均比较罕见。那么,如何对“战略时间差”的时间进行分类?

   第一类是国际关系史上在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中的时间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是瞬间性的时间,属于微观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是在战场上对“时间差”的运用,若运用成功就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或者说可以反败为胜,甚至获得长久的战略优势。例如,春秋时期,齐鲁之间的“长勺之战”就是“战略时间差”运用的经典案例。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初,齐国军队进攻鲁国,鲁人曹刿见鲁庄公。《左传》对战争前的描述比较详细,诸如有人问曹刿为什么要“掺和”、凭什么去作战等一系列问题,但对战争的描述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赘言:“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文章只用了“鼓之”“未可”“可矣”“逐齐师”几个词语,就把战争中的“时间差”完整地刻画出来。战争结束后,通过鲁庄公与曹刿的简单对答阐述了把握“战略时间差”的具体情况,即“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场战役的历史背景,是齐桓公为称霸诸侯而对周边各诸侯国进行征讨。此前,齐鲁之间爆发了干时之战(公元前685年),鲁国大败。接着就是长勺之战,实际上,鲁国已经国力疲弱,根本无力抵抗齐国的进攻。然而,曹刿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最终打败了齐军。 而造成“敌疲”的重要策略就是运用“战略时间差”,最终以弱胜强。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根本改变了齐桓公的争霸策略,即从军事征讨转变为威望征服。20年后,尽管齐国霸权已经确立,但鲁国并没有因此受到威胁,相反,鲁国因长勺之战而利用“战略时间差”,以弱胜强,既改变了齐国的霸权策略,也维护了鲁国的长久安全。

   第二类是国际关系史中在时间段上表现出来的“战略时间差”。这样的“时间差”一般不易让人理解,往往被认为是暂时妥协或忍让,而不是“时间差”。然而,时间段上的缓冲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差”,这种“时间差”的时间是宏观时间。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这实际上就是“战略时间差”的运用,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宏观时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国情和特点,从而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方针,并将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 这就是时间段上的“时间差”问题。日本处于进攻阶段的时候,中国由于实力弱小,所以利用广大空间暂时避开日本的锋芒,等待进攻时机;当日本的实力被拖垮之后,中国的实力却因抗战而获得增长,这时候就是中国进攻的阶段。如果把抗战的三个阶段压缩为时间点,我们就会发现很像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 另外,毛泽东还强调“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以及“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把战略宏观时间观念与战术微观时间观念的“时间差”有机结合,是战争辩证法与“时间差”意义上的辩证法最成功的运用。

   第三类是时间过程上的“战略时间差”。这个时间过程既可能是微观时间也有可能是宏观时间。任何博弈都是处在具体的时间过程中,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时间差”就有可能导致博弈失败;反之,则会扭转乾坤。例如金门炮战案例。早在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就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 但7月27日,毛泽东却决定暂时放弃炮击行动,原因是担心美国对中国的炮击行动作出激烈反应。随后,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战略时间差策略。7月31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周密部署下秘密来到了北京。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随后,会谈公报说,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会谈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苏联的这些举动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毛泽东如此行动就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之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队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正是采取了“战略时间差”的策略。

具体步骤是:第一步,使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第二步,双方发表一份会谈公报。第三步,正式而简洁的欢送仪式。第四步,赫鲁晓夫好大喜功,回苏联后反复播报公报内容。因此,这一切都会导致蒋介石和美国生疑,误以为中国日后的行动是中苏双方商定的,而美国担心苏联的介入,最终不敢对炮击金门作出过激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939.html
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