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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新探

更新时间:2022-05-21 20:39:17
作者: 金碚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新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基于“微观—宏观”范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经济新空间的现实条件下,对经济学研究空间的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是深刻地嵌入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的,不仅是经济理性的张扬,更是文明积淀的造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坚持集体利益主导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分配的市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组织政策,基本取向上是公平竞争和市场决定,并与世界主要国家产业组织的市场秩序具有基本一致的市场经济制度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域观性质”,体现在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体系的制度逻辑及政策体系上,具有区别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显著特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下,中国企业应具有更强的亲社会性。作为特殊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需要更好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国际经营的亲社会性企业组织建设和进行运行模式适应性探索。从根本上说,这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向,是各类企业都要顺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主体;亲社会行为;企业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学体系,主要是以苏联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从而形成了经济学表达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基本框架。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型,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往的经济学理解和解释,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学术新探索并非削足适履,即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足”,强塞进以“微观—宏观”范式为理论逻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履”;而是创造经济学的“新履”,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足”。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新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市场经济新空间——为什么必须是市场经济?

   按照苏联共产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教条式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所进入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处于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中的非典型状况,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临门处。如果往后退就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往前进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两条道路,何去何从?

   很显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义无反顾地前进,“向着太阳,意气风发”,坚决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哪会有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道理?换句话说,从旧中国解放出来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条件暂时不具备,也要尽快创造条件向计划经济迈步走。总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义无反顾,中国经济的奋斗方向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莫属!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坚持计划经济方向的信念从未动摇,也无可以产生信念动摇的理论体系。但经济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传统理论。是现实行动必须服从理论上的教义,还是理论必须符合真真切切的实际?这就是改革开放临界点时的固守教义与思想解放之间抉择。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走上思想解放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伟大的旗帜。邓小平用全国人民都能理解的语言提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1],并指示大家不要争论,而是“摸着石头过河”[2],敢想敢闯,“杀出一条血路”[3],让现实说话。

   道理其实很朴素。既然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状况都不佳,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固守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只要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4],那么,就可以在理论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由此,思想大解放,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想象力便可以海阔天空。

   回顾那个走向思想解放的年代,理论界经过小步快进的节奏,将一个几乎是难以两全的理论教条彻底颠覆。经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直到提出和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最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教义到市场经济认知的根本性理论变革。从“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到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的“改天换地”。从此,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有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现实虽然表明,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凡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迄今未有例外。然而,关于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则远未得到充分研究。

   直到20世纪末,人们可能相信,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的唯一成功道路,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世界历史上没有其他的经济发展成功模式案例。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践却证明,可以有另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现代化,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媲美。因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制度逻辑的研究,就成为既具很大挑战,又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之所以有很大挑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解,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理论,都难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这一研究之所以有深远意义,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新探索,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经济学理论的新基石,而且可以为更多国家通过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对国际经济格局变革方向的理论分析和战略性预测更具有深远意义。

   基于此,笔者曾提出:“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基于一个最基本最底层的学术范式承诺:相信世界上的经济学科学体系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可以有多种经济学科学体系(各种学派共存),从而反映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人类经济社会现实。换句话说,以具有不同域观形态(特色)的经济体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就可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学科学体系。世界和而不同,即使是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也必然是一个异质性差异化的域观世界,所以,‘域观特征’是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重要基因,并与另一个重要基因——‘经济理性’共存:前者为特性之因,后者为共性之因。经济世界以及刻画经济世界的经济学因此而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世界大家庭中的一个中国成就和中国贡献[5]”。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基于“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经济新空间的现实条件下,对经济学研究的新拓展,可以极大地丰富经济学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视野和理解。

   二、人民主体决定论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体选择?

   中国所致力开拓的市场经济新空间,并非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构型延展。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创造了有别于西方式经济现代化模式,所以,中国所拓展的市场经济新空间,具有新的独特文明形态,与世界各种文明形态,包括西方文明形态,共存共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是深刻地嵌入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的,不仅是经济理性的张扬,更是文明积淀的造物。

   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产生于西方启蒙时代。受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这一价值伦理的基石之上的,一旦打破这块基石,似乎经济学就没有了逻辑自洽性了。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还需要这块基石吗?有人说,人如果没有自利心,就没有主动性和效率动机,只能听凭外部指令来决定行为,这岂不就是计划经济的逻辑吗?计划经济的逻辑起点是“计划当局”,而“计划当局”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这是计划经济的逻辑自洽。但众所周知,这会遇到两个根本性困难,一是“计划当局”无法准确地了解什么是最符合人民利益或具有最高效率的计划目标,以准确制定和下达指令性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指标,以有效保持供求平衡;二是被动执行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生产者和生产单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所以,计划经济总体上是缺乏效率的,也难以有效保持供求平衡。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机理的逻辑基点,即经济行为主体及其决策目标是什么?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有何实质关系?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目标当然具有主导性,而社会主义目标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人民主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石。再进一步思考,“人民”是集体还是个体?换言之,人民利益是集体性利益还是个体性利益?如前所述,如果假定人民只是集体概念,人民利益是全民共同利益,个体利益完全服从于集体利益,那么,实质上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逻辑;反之,如果认为人民本质上是个体性的,所谓人民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所派生的虚拟主体利益,那么,这实质上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逻辑——只能用“帕累托改善”来表征社会福利增加,即没有任何个人受损的前提下有的个体受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既不能是计划经济制度逻辑,也不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

   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人民主体”为逻辑基石,而作为这一制度逻辑中的利益主体的“人民”,既具有集体性,也具有个体性。这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逻辑的关键所在。这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既然“人民”是全民集体利益主体,那就必须要有全民集体利益主体的代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自己没有另外的利益①;第二,“人民”的主体性集体利益,必须体现为人民作为个体性切身利益主体的“成就感”和“获得感”。经济行为个体(个人和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性利益动力”②,人民的个体性同人民的集体性,具有主体性一致。例如,如果要实现人民主体的小康生活,就要做到不再有绝对贫困的个体,即必须实现全民脱贫,没有“掉队者”;如果要实现人民主体的生活富足,就要达到可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水平,不只是“平均”的富裕,而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富裕,不应再有系统性(基本制度性)的财富分配过大差距,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伦理底线。与此同时,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财富分配功能,尊重个体的财富所有权和承认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不能以财富平调方式或忽视个体贡献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人民主体论,而且,人民既是集体性的行为主体也是个体性的行为主体,那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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