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严飞: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

更新时间:2022-05-21 18:23:05
作者: 严飞  
把个人经验问题化,将了解自己作为了解世界的开始。14而“附近”相比于自我,已经构建出一个在地的小社会,自我在这一日常空间里只是诸多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并不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而是从自我出发,不断延展到社会网络中更多的结点,从而让更多“附近”的人完成讲述。正如本雅明在考察日常生活的经验时指出,“一种经验纯粹是身临其境地经历过的经验,另一种经验是某种可以被收集、反思和交往的经验”。15换言之,相对于把“自己”作为方法,研究者在“附近”里可以更加客观,不必那么主观性地带入研究者本人的情绪,展现本人“经历过的经验”,毕竟研究者看到的是与自己有关联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自己的生活,也因此可以更好地收集、反思他者的生活经验。

   常人方法学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有权益性、局部性和索引性的实践,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是先有研究和被研究的关系,或者说研究者是带着预设的研究标的,去刻意寻找契合主题的研究对象,然后再介入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填充一个已经事先架构好的研究设计。对此,以研究符号互动论而著称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姆(Herbert Blumer)批评道:

   “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有另外一套事先建构好的形象备用……他的理论知识、他自己的专业学术圈的既有信念,以及他关于经验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让他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有所遵循。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都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人如何为了满足他的理论而形成他的经验世界图像,如何根据自己所共事的那些同事当前共同接受的概念和信念组织这些图像,又如何塑造图像以求吻合科学规约的要求。我们必须坦诚地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却无第一手知识时,他们就会用预构的形象来塑造那个领域的图像。”16

   在经过精心挑选的场景(settings)里,常人方法学对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和行动进行记录并加以阐释,进而系统化,作为自然事实存在的文化和作为理论存在的文化看似在这个过程中弥合了。17当口述文本落入纸面,进入学院生产的标准和逻辑当中,学者们再用科学的论证方式、精英式的思维概念描述远离他们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时,这使得理论介入有时并不是一种胜利,而是一种丢失和遮蔽。

   当把“附近”作为方法时,研究者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与被研究者在共同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建立起或近或远的交集网络,彼此延续着可以互相理解的日常行动的规范和逻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多频次的日常接触后,能够在已经掌握的故事脉络中,不断地拼接细节和延展范围,并在日常叙事的基础上凝练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和关系性联结,进而激发出新的理论构想。

   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性意味着,“附近”是研究者在生活中自发接触到的日常,研究者没有界定自己为研究者身份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生活场景;而常人方法学所研究的日常可能离研究者本人的生活很远,这就会丢失很多本地的文化和价值信息,只能全靠被研究者来讲述或者在研究中再去刻意观察。

   从这层意义出发,“附近”作为居于“自己”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一种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研究者本身的进入和身份的存在对被研究者的行为和观念造成的潜在影响。

   研究者常常会遭遇田野访谈中难以真正“进入”和“参与”的困境。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格尔茨著名的巴厘岛斗鸡研究。巴厘岛人都喜欢看斗鸡,斗鸡是巴厘岛上男人们的必修课。格尔茨夫妇刚来到村庄的时候,尽管明确表明自己是“人类学家”“大学教授”,却一直被当地人视作透明人。有一次夫妇俩在围观一场斗鸡时,警察突然到来,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四处逃窜,直到经过这一次戏剧性的集体躲避警察的事件之后,他们方才获得了当地人的完全信任,田野工作由此顺利起来。18

   在“附近”日常化的关系逻辑下,研究者所选择的被访者,并不是在一个瞬时认识,或者说为了一个研究目的才去寻找并逐步建立起崭新的联系。这些被访主体在研究者“附近”的日常生活中周期性出现,在正式访谈之前已经产生过多次、多维的互动。由此,当访谈开始的时候,研究者不需要重新再去建立一个新的纽带;相反,研究者能够更加自然地进入被访者的生命世界,被访者也愿意更主动地倾诉和表达,并有机会对在日常聊天中曾经描述过的片段进行更完整的讲述。同时,研究者也不必焦虑把自己的一套叙述框架凌驾于对方的讲述之上,亦或担心对方的讲述会被包装成“他们”的故事。研究者所描绘的,只是被访者自己本真的生活。

   以笔者针对“附近”外来务工者的研究为例。这些外来务工者在笔者的生命历程中有着或深或浅的交集,彼此相识的平均时间大约为3年。当笔者提出正式的研究访谈要求时,被访者们知道笔者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也清楚笔者的研究目的,并且由于过往共有的生活交集,他们在笔者提出的访谈诉求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迟疑,而是很自然地打开话匣子,开始一段又一段的分享。笔者甚至可以不用去刻意准备访谈提纲,而是采用完全开放的问题框架,一次完整的对话就流淌起来。当讲述到那些笔者已经听过的熟悉片段时,被访者还会主动提示,这个事情曾经提过,不过值得从头到尾再细说一遍。19

   这样一种关系,已经打破了传统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疏离感、陌生感,也不同于常人方法学中研究者的刻意寻找和日常介入。换言之,以“附近”为方法,研究者能够保持与被访者在彼此尊重的关系基础上,获取到足够“深度”的素材,从而自然流畅地去揭示被访者那些隐秘的生命细节。

  

   以“附近”为方法的田野实践

  

   作为一种方法,研究者又如何充分利用“附近”,抓住嵌入其间的那些被访者的生命细节呢?对此,笔者提出抒情与深描两种田野实践技巧,重点突出“附近”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以及被访者的对话、衣着、表情、动作、惯习、关系、权力的不对等,等等,以期呈现出“附近”里的主体人物们具象化的生命故事。

   标准化的社会学质性研究,被访者都不是以具象的“人”出现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编码过的“某某、××”;他们没有自己的面孔,也从来不会出现类似文学作品里的细致描述——“他的嘴唇因为干裂像是翻起的土豆皮,而他伸出的手冻裂以后布满了一条一条暗红的伤痕”。20这种抹去被访者主体性的表达,看重的是“某某”的共性,而不是个性,是把被访者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符号化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他个人。

   看到具体的人,就意味着抓住宏大叙事所忽略的被访者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穿什么衣服,他们怎么说话,身上有什么气息,跟他们的过往有什么关系,同时记录下书面语言无法还原的口音中所包含的情感和质感,“因为这一类东西在个人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把我们一切言行所负载的盲目模糊印记加以象征化,它们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凑合,其实都可以构成生命的基调”。21

   关注“附近”普通人物的生命基调,就必须挖掘在地的深度故事(deep story),唤醒读者的情感共鸣。

   首先是“抒情”(lyricism)。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区分了“叙事”(narrative)和“抒情”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取向。叙事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用记叙的方式探讨事件的因果;抒情社会学则是对社会现状的描绘,强调一种时空的开放,记录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极具感染力的人类生活中的复杂性”,而写作的目的则是“唤起读者们脑海中甚至是心底的相同情感”。阿伯特反对研究中“标准的、用变量作为‘叙事’的定量调查和定性研究中以叙事和用因果来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相反,“作为研究者,我们发现社会生活不但是复杂的和有趣的,运转良好的和令人不安的,而且它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也会令人惊叹、激动和快乐。我们的读者应当了解的不仅是社会的前因和后果,优点和缺点,也是它的美丽和忧伤”。22

   按照阿伯特的说法,抒情社会学的中心情感是生活瞬间的互相碰撞和人类彼此的共情。我们感受自己的经历的方式通常是感性的、瞬间的,而了解别人的经历时更希望有种感同身受的共通感。抒情社会学的价值在于通过构造场景和画面,唤起读者的道德直觉和共同的人性联结,从而避免鲜活的生命叙事过度陷入宏大而僵硬的结构之中。

   阿伯特给出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描绘自己做实习医生时的经历。书里没有记叙医生诊断疾病的过程,比如哪位医生对哪个病人做了诊断,他们一开始怎么告诉病人的病情,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病人的状况,或者出于什么原因医生们做了这些决定等。相反,书中的主要内容是医生们会诊时的场景描画,以及克里斯塔基斯在观看医生诊断时五味杂陈的感受。作者展现出医院这个空间中病人、医生和未知的危险疾病之间的境况,以及他作为一个医学生如何体验到医学、科学的话语与人的复杂性产生冲突,从而使得所描绘的人物、空间都沾染上作者的直观感受。23

   另一个例子则是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对于巴黎城郊的警察进行的一项为期15个月的田野调查。在这部研究作品里,法桑用大量篇幅描写了警察们无聊冗长的工作日场景,并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来把情感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感受到自己似乎是在同时经历着巴黎警察的日常生活。24

   其次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一概念来自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格尔茨明确指出,深描如同写生一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描摹,力图制造一种极其写实的场景,最终的目的是“使我们与陌生人们建立起联系”。25而建立联系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去描述田野中被访者的深度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文化意涵,以及这些意涵如何在本土的情境中构建出意义之网。

   在格尔茨看来,意义是公众性的,每个生活在该文化里的人都会理解,所以理解文化的方式不是站在外界看整体,而是站在整体内部理解自己的周围,也即“附近”;同时,文化也是地方性的,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逻辑和认知体系;当地人亦难以理解来到田野中的学者们对其日常生活所作出的阐释,任何对其生活和日常进行文本化和图像化的工作都会造成一种画蛇添足的陌生感。如此,“深描”的关键就在于“从当地人的视角看事情”,只有浸没在当地人的文化阐释当中生活,才能够帮助其他人理解当地的文化。

   以英国杜伦大学社会学教授丽莎·麦肯齐(Lisa Mc Kenzie)对诺丁汉工薪阶层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例,她发现虽然工薪阶层社区的居民会内化社会上的一些通俗观念,比如“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父辈懒惰”,但更多人对政府和学术的话语表示不认同。当麦肯齐在田野里谈起布莱尔政府一直强调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时,她发现这对受访者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很多人是第一次从社会工作者、律师口中听到这个词,才知道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被社会排斥在外的“穷人”。有些受访者尽管在申领社会福利时感受到了他人的偏见,但并不足以让他们感觉“被社会排斥”;相反,他们觉得物质生活上的不足不能彻底成为对自己的定义,反而觉得这些标签是让他们被区别对待的原因。26

麦肯齐认为,正是因为工薪阶层的社区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着重要意义,这里是他们亲情、友情的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898.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