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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

——《蒙培元全集·情感与理性》第十五章

更新时间:2022-05-20 00:56:18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近现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遇到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全面的冲击与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以“经学”形式出现的儒家哲学已不复存在了,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已成为风尚。但是,唯有情感问题却一时突显出来,在五四以后的“科玄论战”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在“科玄论战”以后又有新的发展,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

  

   五四以其科学、民主两大口号而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以后,科学成为先进、进步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提倡科学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事实上,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社会,这是不容怀疑的;中国人欢迎科学,这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五四直到现在,谁不想摆脱贫穷落后,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问题是,从文化学术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有何价值?这是中西文化冲突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进行反思,这其中包括对五四的反思。

  

   一、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情感问题

  

   在五四刚刚结束的1921年,梁漱溟就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玄学”与“科学”的问题。他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玄学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1] 这虽然是模糊的说法,但是对于以后中西文化的讨论产生了一定影响。进一步讲,他认为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区别是重“情意”与重“理智”的区别,而且肯定了情感哲学的价值。“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主要用直觉的——情感的;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2] 这正是区别“玄学”与“科学”、“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心理基础。梁漱溟决不反对科学与民主,不反对西方文化,而是主张“全盘承受”[3],但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要保留中国文化的价值。“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问题直接了当的,就是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4] 在他看来,东方文化在价值观方面有自身的优点,从哲学上讲就是情感理论,也就是孔子的仁学。“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理智虽是无私的,静观的,并非坏的,却每随占有冲动而来,因这妨碍情感和连带自私之两点,所以孔家很排斥理智。”[5]“重情”与“重智”不仅是中西之间的重要区别,而且是儒、墨两家的区别,“墨子两眼只看外面物质,孔子两眼只看人的情感”[6]。由于他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便将情感同直觉相提并论,并且将儒家的仁说成是“本能的冲动”,这些都表现出他的哲学有一种感性的特征。

  

   但是后来,他又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而他所说的“理性”,依然是指情感而言的,只是不再强调“本能冲动”而是主张“向上一念”之合理性。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底是理性。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心。……此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7] 情与知是人类心灵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但是各有其不同功能,知在于向外知取,而情在于作出主张,因而决定人生态度。他也承认情感是“取舍不一”的,因此提出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这也是情感本身所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出于自然,这就是“向上一念”之合理性,也就是“自然理性”,他称之为“情理”。

  

   这样,梁漱溟所说的“理性”,便具有特殊含义,即指价值理性或曰目的理性(不计利害,追求和乐的情趣,以此代替宗教),而这种理性正是由情感而来的。西方则相反,向知识方面发展,具有“科学精神”,因此是“理智”的。“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8]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文化。他对“情理”的重视和强调,更超过传统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是讲“性理”的,“性理”虽然与情感有密切联系,但不如“情理”来得更直接;“情理”虽然是理性的,但它是直接由情感而来的。“我不喜欢用性理的名词,在孔子只有所谓人生无所谓性理,性理乃宋人之言,孔子所不甚谈者。”[9] 这虽然是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来的看法,反映出对情感的感性方面的重视,但后来只用“情理”而不用“性理”,就说明,他虽讲“理性”却仍不离“情”。

  

   二、“科玄论战”中的情感问题

  

   在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之后不久,1923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这场论战是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起的,这篇演讲发表在当年《清华周刊》第272期上。张君劢在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既是中西文化的问题,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与哲学的问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命运有直接关系。他着重讲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大区别,为人生观规定了五大特点:“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10] 紧接着,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人生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科学不仅能够,而且“需要”解决人生观问题,并且称张君劢为“玄学鬼”。从此,论战就开始了。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梁启超、胡适、林宰平、张东荪、王星拱、孙伏园、吴稚晖、唐钺、任叔永、朱经农、范寿康、陆志韦、菊农(瞿世英)等人都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虽然时间很短,辩论的问题和论点也很混乱,比如对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至于张君劢提出的人生观的五大特征,也是非常混乱的。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次辩论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价值与事实、情感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中西哲学都是有关的。

  

   张君劢提出“自由意志”的问题,显然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这本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当时所理解的科学多是从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出发的),而是道德价值的问题。他还提出“新宋学”的主张,对宋明理学的“心性”问题和“内修”问题十分重视,表现出新儒家的倾向。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情感问题。另一位大将梁启超明确提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情感才是“生活的原动力”。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11] 梁启超是按照知、情、意三分法来提出情感问题的,而且将情感限定在美学的范围之内,他所说的“美”,固然是指艺术美,他所说的“爱”,是指男女恋爱,而不是儒家所说的仁爱。但是,在他看来,情感显然是与审美价值相联系的,并不是科学认识、科学分析的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12] 这是一个重要的看法,不仅是当时西方哲学中盛行的知识与价值二分法的反映,而且也触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了。

  

   梁启超的这一看法立即引起大家的重视,很多人相继对此发表见解,互相争论。同“知识”问题一样,“情感”问题便成为这次论战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了。比如林宰平在《谈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不仅重申情感的重要性,而且归到人格问题,充分肯定东方的道德。他引屠正叔关于情意的论述说:“人生的实际,不是仅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动,意志的活动,也很占一大部分。人生全体的发展,一定要各方面调和起来方能有望,决不能单从一方面进行的。”[13] 关于“人生全体的发展”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决不是“科学方法万能者”所能企及的。林宰平认为,情感活动固然有主观性,但又不仅仅是主观的,“有时连什么主观,非主观,都说不上,他是莫明其妙而发动的”[14]。这意思是,情感是主客、内外浑然不分的,所谓主观、客观,也只是一种“分析”罢了。他批评丁文江“太看轻东方道德”而“崇拜科学”,以致“把‘良心’都看做同洪水猛兽一样”,“这真是我们所万想不到了”[15]。林宰平对情感与道德的肯定,并不是全面否定科学,而是为二者划出一个界限,然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至于二者如何结合,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方法”。

  

   情感问题之重要,连科学派也不能无视,而要认真对待。因此,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中提出知识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试图对人生观下定义。“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知识界外还有情感。情感界内的美术宗教都是从人类天性来的,都是演化生存的结果。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谁也不能放弃谁。我现在斗胆给人生观下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16] 不管他对人生观所下的定义是否“科学”,他的最大功劳是,承认在科学知识之外,还有情感,美术和宗教都是情感界内之事。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不仅不能取代情感,而且像宗教这类属于情感的事,也是人生观的问题。至于宗教“观”,可以因人而异,有人相信有神,有人不相信有神,有神或是无神,都是一种信仰,科学知识是不能证明的。这就是一种划界,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范围。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本人的见解,但是,如果按照“谁也不能放弃谁”的说法,本来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

  

   丁文江毕竟是相信科学的,当知识获得了一种科学方法的时候,他认为就能够指导情感。“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乃在遗传。知识本来同情感一样的没有标准;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无论用在知识界的那一部分都有相当的成绩,所以我们对于知识的信用比对于没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冲动都要想用知识指导他,使他发展的程度提高,发展的方向得当。”[17] 他一方面对情感与知识作了区分,另一方面又把情感纳入知识之下,当知识具有科学方法之后,就更要指导情感,使其程度提高、方向得当。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法。他认为,他的这个看法比张君劢的那个“世界观”更加适宜于现在的世界,意思是更具有科学精神,更加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也就是更具有“时代性”。

  

   丁文江和胡适等人,深感中国缺乏科学,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当西方科学与科学方法传入之后,便诚心诚意地接受它,并以此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价值观的问题能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课题,在西方已经争论了很久,在这次论战中也得到明显的反映,丁文江的观点不能不说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

  

菊农在《人格与教育》一文中,把问题归结到人格教育上,把“人生理想”和“内心自由”作为人生的根本问题,以求得人与宇宙自然界的“融合”。这确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他也是从心理的知、情、意三分法出发的,从而提出知识教育、艺术教育、意志教育调和发展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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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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