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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我的治学经历与心得

更新时间:2022-05-17 17:22:39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知识的准备与思想的训练

   一个人无论做何事业,或做何种学问,都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假如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则任何事业与学问都无从谈起。通常,读书时期就是知识准备的时期。但个人的出身、经历、机会不同,各人知识准备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我本人是大学毕业,但我的知识准备,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因为入了大学,实在就没能再有系统地读书和学习,绝大多数时间都消耗于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中了。

   读书是知识积累的最主要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劳动、办事、待人、接物,都可能学到知识。读书也不是专指读老师教的书,应当包括自己选读的课程以外的书。有时,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中学读书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它给我打下各方面知识的良好基础,使我具备了自学的能力,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选读我想读的书,并且能够读懂。这一点极其重要。那时的中学教育之所以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材编得比较好,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很合乎知识吸收的自然次序。二是老师都比较胜任,教学法亦比较讲究,能够激励起知识的兴趣。因为有这两条,我只要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就能完全消化老师所教的知识,课后只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作业,就把所学的东西巩固下来了。这样,我就有非常充裕的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我的兴趣,在小学时期,是在文学方面。但身处落后的乡村,没有什么新书可读,我就把在乡间所能收罗到的旧小说都借来读,什么《三侠剑》、《大八义》、《小八义》、《水浒传》、《荒江女侠》等等,总有几十种。记得当时看到的所谓新书,只有两种:一是偶然从一位同学的家里看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一是忘记了作者名字的,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书,叫《战斗的春天》。

   这种对小说、戏剧等文学的浓厚兴趣一直继续到初中毕业。中学是在城市里读的,本溪不算是很大的城市,但因是煤铁之城,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直辖市之一。所以,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市里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旧书不多,但新书不少。中学生可以办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两种。利用这种方便,我把一切剩余时间都花在读小说或诗歌、戏剧等文学上面。我当时特别喜欢读翻译过来的外国,主要是西方各国那些第一流作家的作品,像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尔、莫泊桑、巴尔扎克、福娄拜、乔治·桑、梅里美、大小仲马、左拉、罗曼·罗兰;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哈代、吉英·奥斯丁、拜伦、雪莱、弥尔顿;德国的歌德、海涅、席勒;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可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美国的马克·吐温、惠特曼、德莱塞;印度的泰戈尔等等,等等。

   这些作家,的确都是第一流的,有些完全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我读他们的书,对我至少有两种好处。一,在司汤达尔的《红与黑》一书里,他曾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小说,原来是生命旅途中的一面镜子”。这些伟大的作家们,教会我、增长我观察和体验人生的智慧。二,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我们关于欧洲社会的知识,比当时欧洲所有的统计学家所给予我们的还要多。我通过阅读那些欧洲和美国作家的作品,使我这个东方少年,对西方社会,对他们的风俗人情,对他们的文化心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这对我后来从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确有极大的好处。当然,大量的文学阅读,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阅读文学以外,我对历史、地理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当时用我仅能得到的一点点零用钱订了《世界知识》杂志,那上面有关各个国家的历史、风俗及人物介绍,给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除了知识上的准备,思想的训练亦极重要。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很小就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简单劳动,所以很少与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人孤处,就经常陷入沉思。当我读书识字之后,就有更多思考的必要与机会。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是个老先生。他把许多事都交给我去做。当时学校规定有时事课,期末要考试。他就要我给大家读报。读什么内容,怎么读法,都由我决定。这给了我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机会。我每选读一篇文章之后,就把这一篇文章的要点总结、概括出来。我慢慢地说,同学们就用笔记下来。他们可能记不全,但总多少会记下一些关键的词语。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张榜公布各班的成绩,我们这个班平均77分多。其他各班,则有不及格的,多数是60分稍多一点。这件事令我非常兴奋。当时,我的作文,已在牛庄区范围内小有名气,但我不很在意。然而,这次时事测验,我们班取得最高分,我倒是很在意,因为它显现出我具备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我当时并不很了解,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思想的能力。思想,主要是两种工夫,一是综合;一是分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实际运用知识解决各种问题的需要的增加,运用思想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可以说,我一生都时时注意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思想的能力。

   我升入高中后,我初中的一位要好的朋友给我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当时只出了第一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很高兴。此前,我稍读过马克思的几种小册子,略知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年的寒假,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当时虽不能全懂,但总的思想理路,是基本了解的。特别是黑格尔的深刻的历史发展的观念,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但他那篇太长的“导论”,实在难读。我后来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看到,列宁说,读黑格尔的这篇“导论”,是令人头痛的最好方法。黑格尔的书,使我对于哲学和理论思维产生更大的兴趣,也使我更努力地追求思想能力的提高。于是,在第二年的暑假到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个暑假,我家里有些事,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还是把《资本论》读完了。我还做了一部分笔记。《资本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一是使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必将被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另一个对于我个人是更为重要的收获,即理解了辨证法的思维方法。后来我读过黑格尔的《逻辑》,但真正使我养成辨证的思维能力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把我的兴趣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我对文学的爱好,完全被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文学,有时仍会读一些,但那只是为了欣赏和消遣。

   从此,我对思想能力的训练更加自觉了。继续阅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甚至连倍倍尔、卢森堡的书,我也读过一些。当时我是学生会的主席,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常常需要发表讲话。渐渐地,我对许多问题都能独立地做出分析与判断。同学间,不仅是同班同学,他们往往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当做根据,去同人家辩论。

   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爱好,我对思想训练的重视,终于使我在高中毕业时,毫无犹豫地决定去学习哲学。我们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文、史、哲不分家。我想,外国也应当差不多。这并不是说他们三者无差别,而是说三者在知识的连贯性上,尤其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三者无论其中的哪一种,若做到深入,势必会与其他二者相贯通。世界上凡是好的学者,他的文、史、哲的修养一定都达到很高的程度。

   因为特别的机缘,我从哲学专业毕业后,却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1964年,即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中央要组织一个专门从事反对修正主义的研究和写作班子。为此,中宣部委托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先生,由他抽调几个人,分别持中宣部的介绍信到全国十几家文科较有基础的大学去选拔人才。被选的人有学文学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经济的,还有学外语的,共有36人。我就是这样被选进近代史研究所的。由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这个班子没有来得及开张,就无形解散了。这36个人,被暂时留在近代史研究所。后来,或因夫妇两地问题解决不了而被调走,或因工作需要被调至其他单位,还有的已去世。现在仍留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包括已退休的,大概还有十几个人。

   三次农村“四清”(我在大学毕业前,已参加过一次“四清”,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又参加两次“四清”)和一次劳动锻炼,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社会有了较为深切地了解。后来又经过十年惨烈的“文革”,我对社会、政治、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常人不易理解的东西,可以变得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胡适

   1972年夏天,我们正在河南干校搞所谓“清查5,16”。这是十年文革中,搞得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一场运动。这时,忽得到消息说,在去年举行的一次全国出版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等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不久,根据中央决定,我们撤离干校,回到北京。当年十月,由李新先生领衔,组织起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我成为这个研究组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动手编写民国史,而是从资料建设做起。我起初被安排做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研究。同历史专业出身的人相比,我的最大弱点是缺乏资料的积累。为此,我每写一个人物的小传,都要尽可能翻阅可以找到有关此人的一切资料。比如,为了写王国维的小传,我翻阅了王氏死后,报刊上所有关于他的报道,别人写的追念他,回忆他的文章。然后,我又借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几十册翻看一过。为了写梁启超的小传,我更是查阅了他本人主编的几种报刊,以及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种报刊。然后,又借来《饮冰室合集》40册,大致翻了一过。其他人物也是如此。我力求作到写出的小传,语语有根据。因此,我写的几篇小传,李新先生都很觉满意。在他看来,我这个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刚刚开始做研究工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易。

   民国史上思想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胡适。所以,要写民国史,特别是要写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胡适是无论如何越不过去的。瞿秋白曾说胡适是“文化班头”;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也是把他作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对待的。胡适影响最大,但对于他,忌讳也最大。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胡适的头上,堆满了各种顶级的罪名,什么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卖国贼、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等等。用历史家的态度,而不再用“大批判”的态度来写胡适这样一个人,难度实在太大了。特别困难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适,就只有大批判笔下的那个胡适,此外,人们根本不知道胡适本来面目是什么样。我要写出一个真胡适来,恐怕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

   认真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一,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胡适的资料,首先使自己对胡适的真面目,有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二,暂不必求全面揭示胡适的真面目,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一个一个问题的澄清。

   我们研究所收藏着胡适的档案资料,数量颇多,有两千多个卷宗。1975年,我下决心要彻底查阅这批档案资料。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些卷宗翻了一过。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查阅胡适本人和相关人物的著作,加以对照和验证。这样,我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思想主张、治学范围、治学方法、他与其他人物,包括蒋介石以下的党、政、商、学、军等各界人士的来往关系,等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知道,还不到可以实事求是地全面论述和评说胡适的时候,还须等待。

大约是1978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李新先生跟我说,中央决定,由社科院出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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