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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目的与工具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二章

更新时间:2022-05-16 16:49:0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同时又与自然界有一种内在联系,其根本内容就是仁学。

   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仁又与情感意向有关,仁是情感意向之所在。“我欲仁,斯仁至矣。”“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人的欲求的心理机能,但有感性之欲,有理性之欲,这里所说的,是理性之欲,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不容己”的意向活动,这种意向活动是人的生命的内在动力。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意,意者“心之所发”,但有“中节”“不中节”之分,发而“皆中节”便是仁。“中节”便是理性法则,是仁的恰到好处(但刘宗周提出意即是善根,即是仁)。无论是欲,还是意,都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按照儒家所说,情感和情感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生生之理”或“生生之道”。朱子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这便是恻隐,便是仁心。仁作为天地“生生之德”的实现,是属于目的理性的。

   情感为何又是理性的呢?因为情感中包含着普遍的人生道理,包含着普遍的人类关怀与宇宙关怀,它既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又是由天地“生生之道”、“生生之理”所决定的。但这绝不是听命于自然界的“安排”,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完成人的使命和“天职”。因此,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有普遍性形式,情感可以是理性的,或与理性合一的。按照儒家的天人之学,情感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个人的情绪反应之类,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主观的兴趣、爱好之类。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情感是仁,它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活力,又是人生的目的追求。

   有人说,在儒家看来,自然界是善的自然界,是有道德性的或道德化的,这其实是人赋予自然界以道德意义,自然界被拟人化了。这种说法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了。道德只能是人类的道德,这话并没有错。因为道德的主体只能是人,离开人,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但道德的对象不仅有人类,而且有自然界。这是因为,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的朋友,张载所说“民胞物与”的思想是有深刻含义的。人类离开自然界,将一天也不能生存,人类是大地的儿子,大地养育了人类,更不要说人类的道德资源正是来源于自然界。对自然界的态度是衡量人类道德水准和心灵境界的重要尺度。人固然是社会的动物,但绝不是凭空就成为社会动物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切社会活动都是自然界的赐予,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只把自然界作为开发与掠夺的对象,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主宰,以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不断的惩罚。

   儒家仁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万物一体”思想。所谓“万物一体”的“物”,不仅指社会事物,而且指自然界的事物。所谓“一体”就是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人的身体一样,每一物都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物不能“遂其生”、“顺其性”,就如同自家身体受到伤害一样。这种普遍的宇宙关怀,是仁的最高成果。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绝不能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变成自然界的主宰,而是要平等对待,将自己“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否则,就是“自私而用智”,就是自我“限隔”,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一句话,把自己变成工具。

   因此,所谓“自然界是善的”这个说法,只有在以人为主体的“天人合一”之学的关系中才能说有某种意义,如果离开人的目的性活动,这句话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站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去说,就更是无意义。所谓“自然界是善的”,无非是说,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人的生命价值是向善。只有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也就实现了自然界的目的,人与自然界原本就是统一的。自然界是伟大的,因为它以“生”为心,人也是伟大的,因为人以“仁”为心。人的使命就是实现“天地之心”,即实现仁,仁就是最高的善。人如果能自觉地意识到他的使命和目的,他便是理性的存在物。

   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这句名言否定了神学目的论,否定了自然界之外的神,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即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他一方面提出“自然目的”这一概念,批判了科学中的目的论;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界只是受因果律支配的物理世界、机械世界。作为目的的人与因果律所支配的自然界是毫无关系的,只有“作为本体的人”才是目的本身。因此,目的的问题变成了先验的或前验的问题,即变成了先验论或先验理性的问题。他承认最高目的是善,但这是与自然规律绝然不同的道德律,即道德目的,它是属于“自由”这一范畴的,而“自由”同“灵魂不死”一样是“超绝的形上学”。这样在康德那里,本体与现象、物自体与自然界就是绝然对立的,作为目的的人,只有在本体界才是能够谈论的。

   儒家也认为人是目的,但儒家将最高的善即仁视为自然界“生生之道”的目的性实现,视为人的内在生命之动力和目的,从根本上说与自然界是统一的。“仁者人也”,人确实是目的,但人并没有同自然界相隔绝,并没有将本体的人与现象界的人相隔绝,“作为本体的人”正是通过其功能与作用实现出来的,只有现象界的功能与作用,才能显示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与联系。因为儒家所说的自然界,本不是因果律的物理世界,而是有目的性的生命世界。因此,自然界是“活泼泼地”,人也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意趣就在于体悟自然界的活泼泼的生意,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好观。”这个“观”字,既可以说是美学式的“静观”,也可以说是道德式的“反观”,但绝不是认识论的“对观”。因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三、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如何统一

  

   这就涉及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有目的则必有工具,有工具则必有目的,二者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问题,不是通常所谓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问题。

   儒家的目的理性主要表现在道德理性与道德人格上,它追求人格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其特点是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实现“万物一体”之仁。从这个特点来看,它是超功利的。工具理性是功利的、实用的,讲求普遍有效性、可操作性,表现在理论上是形式化、数学化,表现在方法上则是精确化、程序化,表现在实践上则是可操作性。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就是如此。实践有两种,一是道德实践,一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这一点康德早就提出来了。儒家讲道德实践,它与目的直接相联系,它本身就是目的性的,这就是“修身”之学。如果把儒家的实践方法称为工具理性,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儒家是不讲或少讲工具理性的。孔子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这仅仅是一个生活中的比喻,实际上他很重视践履,却不强调工具,“君子不器”,就是不要看重工具性的作用。总的说来,儒家缺乏工具理性的支持,这是它的最大缺陷。

   工具理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中介性的认识论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不断向自然界索取,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工具理性显然是必要的,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特别是现时代,进入工具理性的时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具理性的运用),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要为现代文明作出贡献,首先需要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必须吸收工具理性,与之相结合。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儒学的固有结构,由“成圣成贤”之学变成现代社会人人能够接受的德性之学,而又能够与专业化、市场化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儒学面临的最大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张自然界之外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超自然的目的,因此,对于认识和开发自然界,并无任何限制,甚至将认识开发自然界看成是自我救赎,由此得到神的恩宠、实现德福一致的重要途径。西方的自然主义传统,则主张自然界无目的,一切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而自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性也是由“自然法”、“自然权利”决定的,只要符合“自然法”、“自然权利”,人就可以无限制地开发自然界。儒家的自然目的论学说,则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对自然界有一种普遍关怀和敬意,并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最高目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因此,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开发和利用,便受到限制。吸收工具理性,是不是意味着遇到无法克服的矛盾冲突呢?

   我提出改变儒学的固有结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引入工具理性之后,就不仅要“为天地之心”,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关键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里需要一种辩证理性精神,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度”,以实现二者的统一。所谓“对自然界的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必须在目的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儒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我们需要工具理性,但使人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才是最重要的。儒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就在于此。

  

   [1]《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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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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