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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一带一路”能否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更新时间:2022-05-15 01:29:45
作者: 王金波  

  

   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在全球场域下的整体呈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叙事结构下,“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形象、能否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国的叙事框定?“一带一路”究竟是中国叙事中的和平、机遇之路还是西方话语中“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道路”?基于200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民意调查”数据和“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T)数据,作者采用多期倍分法和多层混合效应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会显著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对中国的叙事框定,显著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这与中国有关“一带一路”的叙事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我形象”高度契合。

   一、隐喻、叙事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框定

   第一,对中国的敌意叙事、负向推理正在显著强化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错误感知、威胁认知,加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身份甚至情感对立。以美国对中国的叙事框定为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宏观叙事结构下,美国首先通过“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等类比叙事,不断强化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内部对中国威胁的感知和对中国的威胁建构;二是通过对比叙事不断加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三个层面的身份对立,在将美国霸主地位的不确定性归咎于他者特别是中国的同时,还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叙事框定为“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公众的情感对立;三是通过反叙事不断解构、消解“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与议程中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可信性,诋毁中国国家形象。

   第二,“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经济侵略论”叙事框定下的“一带一路”与“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隐喻映射下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的战略焦虑和体系因素相互叠加,更是将中国与部分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良性互动塑造为秩序之争、权力之争甚至价值观之争。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论”类比叙事下的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将中美矛盾塑造为秩序和权力之争一样,“债务陷阱论”等隐喻建构下的“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形象必然也是负面的。

   第三,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不仅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叙事和对中国的威胁建构,还加大了体系内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还是对冲的难度。实证研究也发现:(1)中美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会显著提升一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消极感知;(2)中美关系的走低、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会对一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框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3)一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冲倾向越大,其对中国的评价就越积极;一国若对美国采取追随战略或对中国采取制衡战略的倾向越明显,其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消极。

   这些经验事实意味着,实力变化带来的相对地位的模糊不仅会加大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甚至冲突的概率,还会加大体系内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感知、错误知觉和冲突的可能性。正是一国对中国实力的错误感知(而非真实的实力分布)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一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甚至敌意叙事,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又与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相互叠加,进一步强化了一国对中国的“敌意螺旋”和制衡意愿。

   二、“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其一,一带一路”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价值链的优化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公共产品属性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市场、投资和增长机遇的同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我形象”和他者“镜像”均会产生值得期待的正向作用。

   其二,“一带一路”的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双边政治关系等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在有效提高一国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和对中国正向认可的同时,还会对“债务陷阱论”“经济侵略论”形成“反叙事”进而弱化、解构甚至消解这些敌意叙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其三,随着“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网络化和伙伴国与中国的“接近中心性”的提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货币互换协议和资金融通进程会显著提升一国与中国直接而可靠的社会关系和该国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实证研究也发现,伙伴关系会显著提升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信性、重点议题的可控性和伙伴国与中国一致的政策偏好。实证研究还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有效减轻相互依存网络的不对称性的同时,也会显著提升伙伴国对中国的认同、互信和与中国的外交立场一致性即“赫希曼效应”。

   其四,基于叙事、隐喻独具的说服、关联作用和深层建构性,“一带一路”的合作性叙事和对竞争性甚至敌意叙事的隐喻替代、话语建构(规则重建、关系重塑、语境重构)也会显著改善相关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叙事框定。在降低部分国家、地区和群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的同时,有效提升这些国家、地区、群体与中国的集体共情和对中国的认同。

   其五,“一带一路”与制度、文化(观念)、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立场等“距离”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改善一国与中国的制度、文化、观念、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可能无法直接消解美国对中国的他者化或与中国的身份、意识形态对立,但可以拉近“一带一路”伙伴国与中国的距离,弱化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情感对立、敌意叙事和负面推理。

   其六,“一带一路”与中美实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的交互效应和对威胁认知的优化效应在有效缓解一国对中国实力的错误感知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的同时,还会有效缓解一国因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在中美两国间的选择困境,显著弱化、改善体系压力和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三、继续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一是在继续发挥、巩固“一带一路”对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正向作用的同时,继续通过“伙伴关系”“命运共同体”等隐喻、叙事重新解构、取代、破解“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经济侵略论”“新殖民主义论”等对“一带一路”甚至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推理和敌意叙事。

   二是继续通过规则(规范)重建、关系重塑和语境重构赋予“一带一路”新的话语结构、网络结构和社会结构;有效降低部分国家、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消极感知,有效提升这些国家、地区、群体与中国的群我意识、集体共情和对中国的认同。

   三是在继续发挥和巩固“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叙事体系正向作用的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解构中美战略叙事。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叙事和威胁建构会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必要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解构中美战略叙事,避免让“敌意螺旋”放大中美冲突或实际冲突的规模和程度,避免使中美两个大国彼此成为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他者(重演美苏对彼此的定位),避免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王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经济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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