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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

更新时间:2022-05-14 21:02:31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1970年5月30日,工宣队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此前,我被关押在“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和美术馆,长达七八个月,完全失去自由,被迫交代问题。到了干校,我被编入二排八班。二排任务是盖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拿瓦刀砌墙。半年之内,盖了5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在干校,白天盖房,晚上接受审查,开批判会,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

   1971年1月,学部干校离开息县,搬到明港军营。在息县干校,主要精力是做体力劳动,建设干校。到明港军营,目的是集中一切时间和精力,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11月,学部军宣队在某范围内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我被允许参加。“五一六分子们”很高兴,大都坚持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统帅”的黑材料,弄得军宣队很尴尬。军宣队批判说,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新的黑后台。此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无法进行下去。2015年9月我到成都出席会议,顺便到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看了那里收藏的原学部军宣队总指挥余震副军长的有关材料,发现当时军宣队内部对清查运动有分歧,“清查”推动不下去,军宣队几次向中央报告,要求撤出学部。看来,那时主持学部清查运动的军宣队是左右为难的。

   到了1972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1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写读书心得。我在行动上还是不自由的,但是看这些书,已经没有人来干预了。

   7月,学部五七干校人员全体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不能自由出入,每天在大院里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记得从1973年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英语和日语广播,我利用晚上和早晨收听。我也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翻译了大约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1972年下半年,所里成立民国史组,由李新领导。许多年轻朋友都可以进入民国史组,我被排除在外,心里自然是难受的。

   1974年12月某日,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对我宣布了经学部领导小组批准的结论,大意为:经审查,我的问题不属于“五一六”问题,没有“五一六”错误,更没有“五一六”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影响,由于识别不了“王关戚”,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不属于清查范围,今后好好总结教训就行了。随后召开全所大会,正式宣布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线错误”,解除对我的审查。1975年初,军宣队通知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组。我选择了翻译组,当时还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翻译组懂各种文字的人都有,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种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进行中,没有多少时间工作,很难达到提高外文水平的目的。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组何重仁与龙盛运两位同志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到近代史组来,不要在翻译组耗时间了。后来他们在谈话中流露出是刘大年同志要我去近代史组。我很感动,没有多想,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组(经过军宣队批准)。近代史组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实际上是批投降主义,组里提出怎样结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贯彻到近代史研究中来。讨论的结论是,要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李秀成当时是投降主义,用这个事例来说明毛主席“评水浒”的一些道理。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接受任务的当天,就全心全意地进入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务。

   我用三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文章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罗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罗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发表的政论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国,我的文章主要是从观点上针对它们。我把文章送请何重仁、钱宏、龙盛运看,他们都感到很满意。最后我还送给刘大年同志看,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过后从结构上对文章作了调整。

   1975年年底,当时学部领导小组经中央同意,决定要把《历史研究》从国务院科教组拿回来,还是请黎澍来做主编。黎澍上任前开过几次座谈会,请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学者来,讨论如何接办《历史研究》。所里党总支派我做会议记录,然后整理座谈纪要。第二次座谈会散会后,我把我写的文章交给黎澍同志,这篇文章就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这正是黎澍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认为在学术本身还是站得住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还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按照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我心里又针对罗思鼎与梁效的那些观点,所以不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文章的风格,而且结尾还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

   在近代史组,除了写文章,我还接受了一项安排,协助刘大年同志做些《中国近代史稿》的辅助工作。刘大年从1971年4月离开干校回京,接受郭沫若院长的任务,把1962年出版的4册《中国史稿》扩编为10册,前3册为古代史,由历史所尹达负责,后3册为近代史,由刘大年负责。刘大年建议,后3册独立出来,称为《中国近代史稿》,获得郭沫若同意。1975年底我参加《中国近代史稿》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协助刘大年处理稿件,核对注释。《中国近代史稿》撰写初稿的作者有丁名楠、钱宏、樊百川、刘仁达、金宗英、张振鵾、王明伦、龙盛运、严敦杰、俞旦初等人,初稿经钱宏处理后交给刘大年。刘大年改过的稿子再交给我,由我来整理并核对史料出处。我看到刘大年改过的书稿,几乎看不清原稿的模样了。此外,我还负责为书稿选择历史图片、编绘历史地图。《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在军宣队领导下,近代史所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刘大年任总支书记,郭永才、黎澍、李新任副书记。我被安排协助刘桂五做学术秘书的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推荐我去出席,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在组长李新领导下,把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张海鹏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批斗。我那时的了解是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过激倾向,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

   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和科研处。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从事纯粹学术活动的10年黄金时间。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中间差距是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10年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共产党内的思想倾向绝不是铁板一块的。这是我离开大学后,通过“文革”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二、我的学术和事业

   1978年至今,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一)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1978-1984年出版)和4、5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图片搜集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的编绘(地图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长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第二件,做了若干涉及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历史、辛亥革命史、留学生史、皖南事变历史、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为相关研究领域留下了若干铺路石子,可以留作后起的研究者参考。这些学术论文,至今读来,尚不觉落伍。这些论文,分别收集在《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两本论文集中。我还对孙中山、毛泽东做过一些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2004年我在《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试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文,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战略集中原则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学术界认识比较混乱的问题提出了讨论。2015年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对二战史做了总的回顾,认为二次大战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从酝酿、爆发到高峰再到结束,原因都极为复杂。我们必须看到,二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爆发点或者起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战争结局和战后对战争的不同认识。在这个总体认识下,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我在抗战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努力论证抗战中存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用这个观点解释抗战的全过程。今年(2017年)我在抗日战争14年或者8年的争论上发表了几篇网络文章,提出了我的基本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注意。

第三件,在香港史、澳门史、台湾史以及两岸关系史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论文。其中,多篇台湾史和两岸关系史的论文在台湾的报纸和刊物发表。我还主持编写并出版了《台湾简史》和100多万字的《台湾史稿》。有关台湾历史与现实方面的文章,九州出版社在2011年初出版了我的专集《书生议政——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此书此前在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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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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