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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

——《蒙培元全集》第七卷

更新时间:2022-05-14 16:29:5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义蕴所在,也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人不仅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他还是能够自我实现的“天民”。作为“臣民”,他要服从封建统治秩序,这是历史的命运;但作为“天民”,他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可欺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 这个“志”,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至于道家,则超越了社会伦理层面,提倡个人的精神自由。

   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但是,现代人是否也需要在“德性”方面完善自己呢?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看,这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作出回答。现代人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古代“圣人”,但是,现代人却应当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应当有目的追求,从而树立自己的人格尊严,包括道德尊严。只有“德性”而无“智性”,显然不行,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但是只有“智性”而无“德性”,也算不上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德性”与“智性”并不是“非此即彼”而不能协调发展。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满足和发展人的情感需要,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中国的“德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情感文化,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它提倡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怀,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变成理性化的“德性”。它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只需要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这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就是中国原型文化的基本涵义,它具有个体性特征。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会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阻力。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不是“狡狯”的,而是真诚的,不是掠夺的,而是和谐的。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

  

三、理性的与非理性的

  

   许多学者包括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特别的理性主义,最通常的说法就是前面所说的“实用理性”;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这也是同西方理性主义相比较而言的;更有甚者,则认为中国文化是巫术一类东西(如尼采、布留尔等人)。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理性”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语、代名词,也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理性的,还是批判理性的(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抽象的、分析的、普遍的等等理性能力,就其根源而言,与人的知性或智性分不开,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有密切联系,数学与逻辑被认为是纯理性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很难说是理性主义的,所以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充其量只能同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等人比较。近代以来,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与文化,同西方的新实在论等比较,被认为不是讲中国哲学;金岳霖先生同西方实证主义比较,更被认为是讲中国的西方哲学;牟宗三先生同康德比较,突出“实践理性”,有人认为讲对了,有人认为有问题。现在我们应当如何讲呢?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呢?这一点对现代有何意义呢?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科技成果与物质财富,但人却变成了理性及其创造物的对立面,出现了“异化”。因此,西方普遍出现了对理性的批判,这就是所谓后现代文化。但是,这种批判,不能理解为完全否定理性、抛弃理性,它只是批判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与“专制”。他们宣称重新发现了人,提倡“完整的人”,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人要比理性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这实际上是正确的。情感问题被提出来了,意志问题被提出来了,还有人性中最底层的东西也被提出来了(比如“无意识”、“潜意识”之类)。由于他们对理性已经有一个传统的先入之见,因此很多人声明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对情感、意志等看法,确实是非理性的,他们所说的情感,多是恐惧、颤栗、发抖、痛苦、焦虑等等,连康德的“敬畏”也不讲了;他们所提倡的意志,则主要指强力意志、权力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就更不讲了。

   正因为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关心人的情感、意志等方面,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理性主义,未能发展出认识主体,这是事实;但能否由此断言,中国文化是非理性主义,或者只是“实用理性”?这就不是用简单的是或否所能回答了。事实是,中国文化重视整体的人、完整的人,因此并没有将知、情、意等等分离开来,更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它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内在心灵的完整性这一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更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而不是客观认识方面,这就显出了它的特点和缺点。

   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是因为它自觉地意识到,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内在需要,人而无情,不可以为人。但情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就不是西方式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所能解释了。在某种意义上,情感属于感性层次,“性情”范畴的提出和广泛使用最能说明这一点。一般而言,性是普遍的、理性的、绝对的、客观的,情是个人的、感性的、相对的、主观的。“以情顺理”、“以理主情”、“性其情”等说法正指明理性对感性的指导和调节作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性和情又是不分的,理性和感性是不分的。孟子所谓“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7],陆九渊所说“心性情才只是一事”[8],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之心”[9],等等,都是反对对理性、感性作二元论的区分。要之,情是可以上下其说的,往下说,是感性的情绪情感,往上说,是理性的德性情感或“情理”、“情性”。中国哲学、文化善于讲心性论,但是如果离开了情感,所谓心,所谓性,就完全变成抽象化、形式化的概念了,就会丧失中国哲学、文化所固有的丰富性。

   情感确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其中有个人的自然情感,也有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和宗教情感。自然情感多与欲望相联系,中国思想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欲,但更强调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并与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与宗教理性相联系。在这里,情和理是不能分开的,但又不是西方式的理性。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个人私情用事,甚至以情徇私,以情代理(法),出现严重后果。古人所谓“陶冶性情”,是有理性原则的。但是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情、隐私和爱情等方面,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论保证,而是强调情感的理性化、宗教化方面。

   意志和意向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被看成是人的内在心灵不可缺少的动力因素,以致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从“意欲”立论。但“意”既不能说成是纯粹的理性,也不能说成是纯粹的非理性,“非此即彼”在这里同样不适用。意或志既是“心之所发”、“心之所之”,又是“心之所存”,意志、意向、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其实践特性。“我欲仁,斯仁至矣”[10]主要就是从意志的实践特征上说的。所以,它并不讲“观念意向”,也不讲“权力意志”,而是讲情感意向、道德意志,其中既有主观动机和目的,又有情感需要和认识等问题,它是情意合一、知行合一的。所谓道德意志,虽然包含了“自由意志”即道德理性的内容,但又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它是理性与感性、经验与超验的连结点。简单地说,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意志哲学”或“自由意志”学说,但是就人的存在意义而言,随时都有意志问题,要完成和实现理想人格,意志和实践是关健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说是“实践理性”的,但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因为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仍然是“纯粹理性”的。中国的道德意志固然是理性的,但又是在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实现的,也是在感性活动中存在的。

   但是在知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确实没有发展出系统学说,也没有形成知识系统,既缺乏经验实证精神,又缺乏逻辑理性精神。它所关心的是人自身的存在真理,不是获得客观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它的缺点在此,优点也在此。就前者而言,缺点是明显的;就后者而言,要获得人自身的存在真理,就不能把人作为对象去认识,不能当成一物去对待,而是需要生命体验与整体直觉。牟宗三先生讲“智的直觉”,确实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贡献,但直觉不只是“智的直觉”,其中还有情感体验与生活实践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理性的,因为用理性二字很难说明直觉体验的全部特征。杜维明先生讲“体知”,强调认识与身体力行的实践不可分,这很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不能仅从“知”上去理解,更应当重视情感体验的问题。“体”既是“知”和“行”的问题,又是“情”的问题。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虽是主观的,却是实在的、真实的,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

   这种超越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人文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自有其解释价值。它有利于克服理性至上主义所造成的“异化”,也有利于克服非理性主义所造成的“无序”,对于说明整体的人、具体的人、完整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我们来说,更加需要理性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所缺少的,而且是现代人所必需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需要理性主义的洗礼,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可由此否定其自身的价值。

  

四、内在的与外在的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在于将“内圣”与“外王”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的问题。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即“内圣外王”之学常常被理解为“内圣”只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这样一来,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某种理想社会,而不是实现理想人生。按照这样的理解,人虽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但不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而是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人。总之,人既不是如同西方传统文化所说,是“理性的动物”,也不是如人本主义所说,是自身存在的主体,即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主体。人虽不是理性的“异化”,却变成社会伦理、政治的“异化”。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追求“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群体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但这一切都必须以人的自我完善为前提,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大本”既立,“达道”方行,这即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或“成己成物”之学。这既不是科学的问题,也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人自身的修养问题。在这里既不能把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绝对分离(不可能),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这里有层次之分,内外之别。

人作为主体,可从不同层面去分析。作为认识主体,人将自然界作为认识和主宰的对象(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原意,也是目前有些人谈论“主体性”的依据),而与之对立;作为审美主体,人将自己同自然界融为一体,体会和谐统一的情感愉悦;作为德性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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