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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

——《蒙培元全集》第七卷

更新时间:2022-05-14 16:21:46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各国的源文化。在东亚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的今天,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儒教作为文化驱动力的积极作用受到了肯定的评价,而作为源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类价值却往往遭到怀疑。本文对此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现代性的问题,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讨论,但就目前情形而论,人们普遍关心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探讨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的转型、改革和发展有何意义。这当然是重要的,但还只是外在的、工具性的,如果仅止于此,甚至从实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引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进行浅层的比附,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和现代意义。这不仅因为缺乏价值理性的指导,而且掩盖了传统文化的深层义蕴。

   因此,需要换一个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转换视角,实际上是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既是选择,就有某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制约。实际上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强制性和不自由,人们犹如进入高速公路的车子,不得不跟随潮流前进,这就使我们在进行选择时,往往不由自主地受制于客观环境,从而出现许多“盲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跟上历史潮流,坚持历史意识;而且要弘扬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而又跨越时空的东西,坚持超越意识。

   这样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我以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显然不会产生直接效应,但它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作用是无法估计的。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溯本求源”、“掘井及泉”,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

   长久以来,哲学文化与现实政治难以区分,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且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以致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问题时,难以改变这种定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思维定势的转变毕竟是困难的。如果昨天是“为政治服务”,今天是“为经济服务”,虽然性质不同,但根本的思考方式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价值理性工具化、实用化的态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脱离经济或游离于经济之外,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态,但人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动物”,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人”。人还有其个体性的一面,更有内在性的东西,即内在的需要、目的、动力和资源。

   文化的主体是人,任何文化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因此,文化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应当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它可以分为内在性与外在性两方面,前者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内在潜力及其价值取向,后者指人的社会角色及其活动等(这只是大致近似的区分),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就人的根本存在而定,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就被忽视了,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一般的“物”,同一般的对象没有区别,一句话,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中国文化启示于今人的,恰恰是在这个方面。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政治的,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有趣的是,这种看法首先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比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实践理性主义”的[1],是一种“社会伦理”而非“宗教伦理”[2],其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实用”[3],等等。这一看法后来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按照这种看法,如果再加上“不可通约性”理论,中国将永远不能进入现代社会。关于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看法只着眼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机构相结合的一面,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型的中国文化与变型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借用这个词)的中国文化是原型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后来被专制政权所利用,形成所谓“政治文化”,即变型文化。它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型文化内在机制受到严重压制,即便如此,原型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仍然在继续发展,正所谓“不绝如缕”。

   现在有人重提“三纲五常”一类问题,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所否定,今天如果谈所谓“复兴”、“重建”,就只能是复古、倒退。五四的历史功绩不能否定,但它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触及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这个层面,而且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它并不是中国的“宗教改革”。】今天我们既要继承五四的批判和启蒙精神,又要超越五四,重新反观传统文化问题,正是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据我所知,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三纲”,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至于“五常”,则要作具体分析,并不都是外在的社会伦理,它还是一种内在的德性,社会伦理与内在德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并不完全是“俗世”的或“实用”的,也不都是“服从”的,它既有超越层面的问题,又有独立人格的设计。【如果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层底蕴,也会出现真正的“视界融合”、“心灵沟通”。】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文化确是一种“家族文化”或“群体文化”;从政治层面看,它又是“家族文化”的延伸或扩大,这种扩大和延伸,就是一种变型。但是从人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每个人都是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又有个体人格,有个人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的。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是人而不是神,“圣人与我同类者”[4],“人皆可以为尧舜”[5],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一种人格类型,是人生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它是人人心中具有的,是“天之所与”,是“天爵”而非“人爵”[6],与所谓等级观念、服从意识并不能等同。这里所谓“天”,具有绝对普遍性意义,但又不是上帝那样的绝对实体,它无非是自然界“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之道。人有“天赋”的内在本性,成为心灵的本体存在,实际上是指“天赋”的内在潜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人之“良贵”[7],人的价值所在。王阳明说,“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8],“良知”就是“圣人”,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圣人”不只是“人伦之至”,“圣人”还有超伦理的一面,这就是与天合一(“合天德”),具有超越意义。他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自有其独立地位,他的内在潜力的实现,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因此,人决不可“自轻”、“自贱”。

   中国文化又可称之为“德性文化”,它将自然界看作有生命意义的“大化流行”之道,将人看作“生生不息”之道的真正实现者,也就是自然目的的实现者,因此人就是目的。实现“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是一种价值关怀。这种关怀正是现代人所呼唤的。这种以实现“内在德性”为特征的文化,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显然是不能说明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义蕴所在,也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人不仅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他还是能够自我实现的“天民”。作为“臣民”,他要服从封建统治秩序,这是历史的命运;但作为“天民”,他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可欺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9] 这个“志”,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至于道家,则超越了社会伦理层面,提倡个人的精神自由。

   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现代人当然是掌握科技、信息的人,也是创造物质财富和享受物质财富的人。但是,在“德性”方面是否也要完善自己呢?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看,这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须作出回答。现代人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古代“圣人”,但是,现代人却应当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应当有目的追求,从而树立自己的人格尊严,包括道德尊严。只有“德性”而无“智性”,显然不行,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但是只有“智性”而无“德性”,也算不上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有受物欲驱使的人,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德性”与“智性”并不是“非此即彼”而不能协调发展。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满足和发展人的情感需要,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中国的“德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情感文化,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它提倡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怀,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变成理性化的“德性”。它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只需要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这是人的内在需要,也是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就是中国原型文化的基本涵义,它具有个体性特征。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会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阻力。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不是“狡狯”的,而是真诚的,不是掠夺的,而是和谐的。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

  

  

   许多学者包括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特别的理性主义,最通常的说法就是前面所说的“实用理性”;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这也是同西方理性主义相比较而言的;更有甚者,则认为中国文化是巫术一类东西(如尼采、布留尔等人)。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理性”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语、代名词,也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理性的,还是批判理性的(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抽象的、分析的、普遍的等等理性能力,就其根源而言,与人的知性或智性分不开,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有密切联系,数学与逻辑被认为是纯理性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很难说是理性主义的,所以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充其量只能同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等人比较。近代以来,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与文化,同西方的新实在论等比较,被认为不是讲中国哲学;金岳霖先生同西方实证主义比较,更被认为是讲中国的西方哲学;牟宗三先生同康德比较,突出“实践理性”,有人认为讲对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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