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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更新时间:2022-05-13 23:21:29
作者: 李存山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二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建年号元祐。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反对新法的旧党得势,司马光、吕公著任左右仆射。此年,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而病逝。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后世;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程氏文集》卷十一)

   这段话不仅是小程称颂大程,而且是二程共同担当儒学“道统”的宣示。此中包含的一个深意是,既然“善治”要由“真儒”来恢复,“政统”要由“道统”来确立其合法性,那么“道统”之尊要胜过“政统”的王权之尊。

   宋哲宗即位后,程颐经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应诏入朝,获太皇太后的召见,被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等职。在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程颐身为处士,未能施展其“外王”之志,如今得主持经筵,担当教导幼主、启沃君德的重任,这对于程颐是一个培植治道之“根本”,期以将“道统”用之于转化“政统”,从而恢复三代之“善治”的大好机会。

   程颐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程颐听说哲宗“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乃问:“有是乎?”哲宗答:“然,诚恐伤之尔。”程颐说:“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有一天,程颐讲罢未退,哲宗“忽起凭栏,戏折柳枝”,程颐进言:“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哲宗对此劝阻“不悦”(《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

   有时候,程颐也藉“天人感应”来说事。他曾对哲宗说:“天人之间甚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应如此。况一人之尊,举措用心,可不戒慎?”(《程氏遗书》卷二十三)

   对于程颐在经筵的良苦用心,明儒薛瑄曾评论说:“伊川经筵讲疏,皆格心之论。三代以下为人臣者,但论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从本原如程子之论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这里说的“本原”,就是以“格君心之非”为治道之“本原”。

   尽管程颐在启沃君德、格正君心上“潜思存诚”,“毕精竭虑”,但其以师道自居,教导严毅,却引起哲宗的“不悦”。此时,朝臣中又有蜀党、洛党和朔党之争。程颐在蜀、洛之争中被“巧为谤诋”,于元祐二年八月罢崇政殿说书职,差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离经筵去洛阳就职后,决意辞官退隐,以保持儒者的“进退之大节”。他连上三道《乞归田里状》,接着又上两道《乞致仕状》。元祐七年,程颐服父丧毕,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他又上《再辞免表》云:“……惟今日冒死,为陛下陈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觊望有补,乃区区上报之心也。(《程氏文集》卷六)这次辞免被认为有“怨望轻躁”语,改授管勾嵩山崇福宫,程颐以“腰疾寻医”辞。

   元祐九年,宋哲宗始亲政,复申秘阁、西监之命,程颐辞免,仍不准,又上《再辞免状》云:“臣窃思之:岂非朝廷以臣微贱,去就不足轻重,故忽弃其言,陛下不经省览,而辅臣莫以告也?臣诚微贱,然臣之言,本诸圣贤之言;臣之进退,守儒者进退之道。虽朝廷不见省察,臣恐天下后世有诵其言、思其义,而以进退儒者之道议朝廷也。”(同上)

   程颐的这些辞免状,意味着道学的政治主张已经被君主的政治权势所挫败;他之所以屡申“儒者进退之道,为臣去就之义”,不过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权势下保存“道统”的相对独立性和尊严,俾能“不得行于时,尚当行于己;不见信于今,尚期信于后”。

   宋哲宗亲政后,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起用新党,召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将旧党打入“元祐党案”,“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程颐被“放归田里”,绍圣四年(1097)“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过当”,而哲宗更“怒颐为甚”,遂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

   程颐在涪州编管期间作成经学和理学的名著《伊川易传》。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言者论其(程颐)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此年,程颐“下河南府体究,学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复也。有贤君作,能致小康,则有之。’”(《程氏遗书》卷十一)

   在北宋末年的昏暗政治下,程颐的政治理想降格以求,虽然三代之治不可复,但仍寄希望于“有贤君作,能致小康”。然而,“君心之非”构成了道学家“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程颢曾经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程氏遗书》卷一)所谓“把持天下”就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这是与儒家的民本“公天下”思想相对立的。程颐也曾论及君主制的得失:

   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程氏遗书》卷十八)

   受历史的局限,程颐把五帝的禅让制看作“至公之法”,而又承认后世的传子制也是“天下之公法”。在此所谓“公法”之下,“守法者有私心耳”,道学家希望君主能够“正心窒欲”,希望“大人”能够“格君心之非”,但君主的“私心”却又是道学家所难以克服、不能格正的。这一治道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道学家的“外王”理想也就只能是“徒虚言尔”。

   三

   朱熹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把“格君心之非”或君主的“正心诚意”作为治道的“大根本”。但是,南宋的皇帝比北宋的皇帝更加昏愦,朱熹的“外王”理想不能实现也是历史注定的。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向皇帝第一次上“封事”。此年六月,高宗将皇位内禅给孝宗。朱熹认为,秦桧死,孝宗即位,这正是“大有为之大机会”(《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新即位的孝宗“诏求直言”,朱熹便于此年八月上《壬午应诏封事》。在此“封事”中,朱熹首先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此“帝王之学”就是《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亦即“内圣外王之道”。

   朱熹说:“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朱熹希望孝宗能够延访深明《大学》之旨的“真儒”,“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将《大学》之旨“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显然,朱熹在此所希望的就是能使二程所继承的儒学“道统”与南宋的“政统”相合一,而合一的条件就是君主能够“正心诚意”,克去“人心”的私欲,达到“道心”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而由体而达用,由内圣而外王。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数端,余皆可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熹的政治思考。他所关切的政治问题包括任贤相、杜私门以立政,择良吏、轻赋役以养民,公选将帅、不由近习以治军,等等。这些“要切”问题都有待于治道的“大根本”即君主能够“正心诚意”、使“人主之心术”归于正才能解决。

   淳熙七年(1180),朱熹第二次向宋孝宗上“封事”。他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在这段话之后,朱熹引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可见在政治思想上,从董仲舒到朱熹也是一脉相承。朱熹在对恤民、省赋、治军作出种种论述后,又“昧死”发出以下议论:

   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此处“君心不能以自正”,如同二程失望于君主自身的“正志先立”,从而由“大人”来“格君心之非”就是必要和当然的。在这篇“封事”的“贴黄”(附文)中,朱熹说:

   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比年以来乃闻道路之言,妄谓陛下恶闻“正心诚意”之说。臣下当进对者,至相告戒,以为讳忌。臣虽有以决知其不然,然窃深虑此语流传,上累圣德,下惑群听。伏望睿明更赐财(裁)幸。”(同上)

   由此可见,宋孝宗“恶闻‘正心诚意’之说”,在当时早已是路人皆知;而朱熹说“决知其不然”,亦不过是朱熹的一厢情愿。史载,宋孝宗在读了这篇“封事”后,大怒曰:“是以我为妄也!”(《宋史·道学三》)只因宰相赵雄奏:“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宋史·赵雄传》)孝宗才没有将朱熹治罪。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再次入朝面奏。“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说:“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这次面奏,朱熹向宋孝宗上有五劄,前四劄是讲刑狱与赋税的问题(朱熹此时担任江西提刑),第五劄即讲“正心诚意”,认为孝宗即位二十七年来“因循荏苒,日失岁亡,了无尺寸之效”,其原因在于“天理者有未纯”,“人欲者有未尽”;只有留意于“舜、禹、孔、颜所授受者”,存天理,去人欲,“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劄》)。

在朱熹戊申延和奏事的同年,他与陆九渊展开“无极太极之辩”。朱熹在给陆九渊的信中提到:“熹两年冗扰,无补公私,第深愧歉。不谓今者又蒙收召……所恨上恩深厚,无路报塞,死有余憾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敬》五)陆九渊在回书中有云:“吾人进退,自有大义,岂直避嫌畏讥而已哉。……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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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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