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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2021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2-05-13 23:14:38
作者: 夏春涛  

  

   2021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令人振奋的一年。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契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蔚然成风,有力助推了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第三年,“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收到显著成效,已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作用日益显现,为今后发展打下了根基、构筑了平台。从全国范围看,相关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或重点课题,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成为主流;学科建设呈现新面貌,传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历史思潮、国家治理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势头强劲,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渐成风气,推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且青年学人表现踊跃,以往历史理论研究被忽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大为改观;“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桂林)等成功举办,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办会常态化。2021年是收获的一年。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202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进展明显,借助党史学习教育的东风,与中共党史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唯物史观研究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均从理论上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作了深刻总结和阐释。学界在“七一”前后集中推出论著,既烘托了庆祝党百年华诞的舆论氛围,又推进了相关研究。

   一是百年党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研究。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历史观,必须准确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夏春涛结合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进行分析,认为百年党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夏春涛、陈甜围绕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按照重大事件的时序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论证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李捷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产生、展开及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阐释了为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主题。李红岩从“人民选择即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过程也是有所抛弃的过程”“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三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丰子义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世界历史”“社会基本矛盾”和“实践观点”四个角度,阐释了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国道路的紧密联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中国实践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王伟光分析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提出党创造的“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板”。金民卿总结了党百年来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和辉煌成就,将新时代学习党史的重要任务归纳为:“追随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汲取党的理论创新智慧,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张海鹏、杨凤城、罗平汉等论述了党百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罗文东阐述了党百年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经验,即“掌握历史规律,筑牢信仰之基”;“掌握社会矛盾,把稳思想之舵”;“掌握群众观点,疏浚力量之源”。

   三是百年党史中其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以重大理论问题为切入点考察百年党史,是推进党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夏春涛从百年党史视角综合考察前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分析其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认为学习这两个《决议》,重在学习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树立正确党史观鼓与呼。金民卿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意义概括为: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了科学思想指导和强大民族文化自信、先进政党领导和历史主体合力、正确道路的指引、先进制度的保障。张太原梳理了百年来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及其成就,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势必会再创新的发展奇迹。何友良考察了“苏维埃革命”在百年党史中的地位,认为后继的历史发展在基本原则和精神上对苏维埃革命有清晰的传承脉络。此类论文对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是有益的。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认识,有助于正本清源,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21年,学界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这种现象让人倍感振奋和欣慰。

   一是关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题,于是年第4期推出一组文章。王伟光认为,“五形态”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普遍规律并不是否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存在,就否定“五形态”论的科学性。乔治忠认为,“五形态”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形态”说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个别语境下,针对不同问题的随机阐发,并不能代替“五形态”论。吕薇洲、刘海霞认为,“五形态”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不能被“三形态”说替代。谭星分析指出,“三形态”说忽视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也不能精确地说明社会类型的复杂结构,因而以“三形态”说质疑“五形态”论的观点不成立。

   二是恩格斯对创立唯物史观之贡献的研究。这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彬彬从思想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恩格斯在英国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经验材料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点,为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经验基础和实证论据。吕世荣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系统论述“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完善了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理论;2.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方法,分析了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本质及其演进的过程,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理论;3.系统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发展趋势。上述研究说明,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是关于“历史决定论”内涵的研究。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论述中的“决定论”内涵,关乎能否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王峰明分析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旨在阐明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合(适应)与被适合(被适应)的关系,这是一种‘趋势决定’而非‘起源决定’。”蒋迪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指某个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发生概率,而不是必然发生。赵磊、赵晓磊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以上讨论对深化研究是有益的。

   2021年度,学界还进行了必要的学术反思。杨艳秋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及特点,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依然要重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赵庆云论述了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价值,认为这有助于“探究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寻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把握概念所辐射的社会历史面相,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陈峰指出,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曾产生强大的形塑作用,因此,应加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域外渊源的研究。黄令坦分析了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个人禀赋,认为诸多因素共振使毛泽东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内容。陈其泰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认为二者虽风格殊异,但在确立重视史实和“求真”的治史宗旨上是相通的,而且二者对彼此的优秀史学成果也多有肯定。张越梳理了民国史家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宏观格局、理论阐释、叙事特点以及革命史话语体系对传统认知的颠覆,被许多民国史家重视,但其公式化教条化倾向、入世精神等,造成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史学的毁誉不一。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近年来颇受学界重视。董欣洁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话语的发展历程,认为将民族性和世界性较好地融为一体是其基本特点。赵庆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研究的起步和初创历程,认为其所遇窒碍主要在于“共和国史与政治的深切纠葛,使得其作为历史学次学科的基本学科规范与学术品格难以得到必要保证”。202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协办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百余名中外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研讨,产生较大反响。海外学者包括欧美学者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均对会议主题表示赞赏,对当代中国建设成就包括抗疫工作予以肯定。

   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不足、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引起较多关注的问题。罗志田认为,范文澜通过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思考,提出中国历史研究必须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为依据,不能“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任虎指出,《中国通史简编》在编撰之初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后来范文澜逐渐纠正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认知。李勇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保持史料与理论平衡的问题,批驳了港台地区某些学者对郭沫若史学的贬损,认为其原因是受文献不足和意识形态影响。靳宝阐述了白寿彝为实现“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张喆考证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重要文献之一《中国经济的性质》的作者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祝百英,并论述了祝百英在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的贡献。刘春强指出,唯物史观形塑了夏鼐的史学研究特色,而夏鼐的学术经历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路径。

   总之,以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契机,202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而铺展,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有力推进了相关研究。不过,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在建党百年时间节点过后,如何继续保持相关研究的热度,而不是一阵风。二是唯物史观研究虽得到推进,但主要成果并非出自史学界,应努力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虽不断深化,但存在就史事论史事、就史家论史家的局限,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进行大历史、长时段研究。

   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21年度,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社会性质、历史理论和常用历史概念的辨析、历史叙述与史学批评、断代性的史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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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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