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更新时间:2022-05-13 22:55:04
作者: 陈跃  

   三、汉至明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疆域一统与“华夷分治”

   虽然秦朝国运短暂,但其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历史上有雄心有抱负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追求和治国理念,但在不同阶段却各有所偏重。

   (一)汉代“大一统”思想发展:“华”为“正统”与“华夷分治”

   西汉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匈奴的严峻威胁。“白登之围”使得汉朝不得不暂时向强大的匈奴妥协。历经“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大增,具备了经略边疆的实力。公元前140年,年轻有为的汉武帝继位。在他继位第三年(前138),东南边疆爆发危机,“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三年后(前135),东南危机再现,“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汉武帝在处理两次东南边疆危机时均采取了强硬的“出兵”政策。事实上,汉武帝面临着较大阻力。在处理第一次东南边疆危机的决策过程中,针对太尉田蚡“不足烦中国往救也”的态度,汉武帝的使臣严助表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也明示:“太尉不足与计。”可见,汉武帝在边疆经略上表现出强有力的积极作为态度。在处理第二次东南边疆危机时,汉武帝再次遇到了淮南王的劝阻,称“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在处理危机后,汉武帝派人向淮南王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李大龙认为,这反映着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开始重新构筑以西汉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还应看到,汉武帝提出的“汉为天下宗”,表明汉武帝认为在构建“大一统”战略中,以“汉”为代表的“华夏”掌握着“一统”的权力。换言之,只能由“华夏”完成“大一统”,而不是“四夷”。如此,引发一个古代史上另一个重要命题——“正统”。从汉武帝的表述可知,汉为正统,即“华”为正统,“夷”不能为正统。只有正统王朝,才具有立国的合法性,方能“正朔服色”,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否则就是“僭伪”。可见,西汉“大一统”思想发展的表现为确立“华”为“正统”。自此“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治”。

   在完成对东南边疆经略后,汉武帝把视野转向北方,令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随后,他诏贤良问策,先是表达对周“一统天下”的敬仰,称“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继而表现强烈的愿望:“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他要求“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在此背景下,董仲舒、何休、王吉等儒学大家就《春秋》进行新的阐释。

   董仲舒对《春秋》中“一元”思想进行阐发:“《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从而进一步阐释了“大一统”的含义。他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并认为“大一统”的含义是“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他把“大一统”的内涵扩展至天命、历法、服色、礼乐及疆域方面。《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释为:“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处,何休将“大一统”从时间的起始阐释为“政教”,从而赋予“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之意。戴圣在其主编《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明确阐述其思想:“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王吉也就《春秋》阐释自己的见解:“《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从上述西汉学者的论著可知,他们对“大一统”的解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疆域的统一,而且深入到治理体制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方面。可见,中国社会由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发展大势是由“合多为一”走向了“化多为一”,也就是由分封制走向了郡县制,由分封的“一”转成了集权的“一”。葛荃认为《春秋·公羊传》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这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核心。

   经过多年征战,“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西汉终将强敌匈奴纳为“藩臣”,将南越和卫氏朝鲜纳入“大一统”王朝直接管辖之下,将西域及“西南夷”纳入版图,完成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色,也积极推动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在完成对全国疆域统一后,西汉在疆域治理实践中贯彻着“华夷分治”的特点。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王制》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此,“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对其治理应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中庸》又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处“教”即礼义教化。汉代班固对“风俗”解释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此处“俗”是民风习惯之意。“修其教,不易其俗”含义是通过教化来提升其德道修养而不改变其日常民风习惯。“政”即刑禁,引申为政令。此处的“宜”通“仪”。王先谦认为“仪,谓风俗也”。郝懿行认为“仪与义同”。王念孙认为:“风俗不得谓仪。仪谓制度也。”笔者认为“宜”本义为“适合”,故衣服以“宜”论,“宜”可以引申为规制或制度。故“齐其政,不易其宜”意思是通过治理使得其政令一致而不差异,同时不更改其日常生活规则,“当逐物之所宜”。

   中原王朝疆域内“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之别”成为中央王朝“华夷分治”的思想根源。汉朝廷在汉朝疆域的南部及西南地区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犍为、越巂、牂柯等郡,在东北地区设玄菟、乐浪、辽东等郡,在河西走廊设定酒泉、敦煌等郡。在郡县地区边缘及之外,设置属国以“主蛮夷降者”,设置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分别管理乌桓、西羌等,并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这是西汉疆域治理体制的一大创新。

   东汉班固曾总结汉代及以前的“华夷观”和“治理观”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亦云:“《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为汉朝“华夷观”对汉族士大夫的深刻影响。

   (二)两晋南北朝“大一统”变革:华夷互动与 “入华”为“正统”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各民族深度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打破自西汉以来“正统”体系中的“华夷之别”,从而获得“正统”身份,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任何一个标榜“正统”的政权,就必须完成“正统”所肩负的统一疆域的职责。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故此,他在统一中原后急于南征东晋,以实现“统一天下”之大业。以“正统”自居后,苻坚即将其他边疆民族视为“夷”,他对出征西域的大将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三)隋唐“大一统”提升:“华”贵“夷”卑的初步改变

   平定陈朝而完成统一大业的隋朝,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在继位之初就明确继承北朝“正统”,“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隋文帝虽然对吐谷浑的使臣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但对自己侍臣却表露真实的看法:“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也!吾当教之以养方耳。”先后矛盾的话语表现出隋文帝“华贵夷卑”的认知。

   唐初,唐太宗不仅完成了中原的统一,还统一了东突厥和西域高昌,疆域大为扩展。在民族问题上,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由此可见,唐太宗认识到了“华夷”之间的不同,并可通过“德泽”以达到亲如“一家”的效果。虽然如此,“华”与“夷”之间的地位仍有不同。贞观十三年(639),在最初安置东突厥部落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厚待归顺的贵族,却遭其叛变和行刺。处置完毕后,他对侍臣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在唐太宗的认识中,虽然“华”与“夷”有“根本”和“枝叶”之别,但二者同处在“天下大树”中,是紧密关联的,这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鉴于上述认识,唐太宗在安置归降的东突厥部众时,采取了与汉朝相似的“羁縻”治理体制,“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此后,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都督府及安边都护府,以“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这与内地实施的府州县制度有着显著区别,依然体现出唐朝在国家治理中贯彻着“华夷有别”的理念。可见,虽然唐代“华贵夷卑”有所改变,但是“华夷有别”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与“夷狄”的互动转换关系,他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此可见,在古人历史观中,“华夷”之别并不是血统之差异,而是文化之区别。这与西方人类学所论的民族概念有着本质不同。

   (四)五代宋辽金元“大一统”发展:“华”弱“夷” 强与“合九州居正统”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互动大交流的阶段。北宋占据传统的农耕区,西夏占据西北,辽朝占据北方草原及华北北部的农牧交错带。继辽之后,金朝又占据黄河流域。该时期“华”弱“夷”强的形势,使得各方对“大一统”的认识出现分化。欧阳修特撰《正统论》阐述其“大一统”与“正统”观。他首先指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他继而具体划定三个标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僣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563.html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