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行之:想起了方孝孺

更新时间:2022-05-11 22:34:27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爹方克勤在洪武朝遭遇到的事情。

  

   我们前面一再说到朱元璋屠戮朝臣,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件有三: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案;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案。这三个大案被牵连者甚众,单是被杀的就达数十万人,真可谓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做为地方官员虽然不是朝廷命官,但是在朱元璋搞“瓜蔓抄”,无限制扩大治罪范围的情况下,有人利用“空印案”对其进行诬陷,也终于还是没有逃脱掉被杀头的命运。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事情,这一年方克勤刚刚50岁,还处在壮年时期,是25岁的方孝孺亲自扶着被枉杀的父亲的灵柩,一步步从首都南京回故乡浙江宁海县(今属浙江宁波市)归葬的。

  

   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作为孝子的方孝孺此时此刻的心情,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看待当朝皇上朱元璋的,但是这件事将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乃至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却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做这种判断,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有家学教养的原因;二是他人生经历的原因。我想,应当没有人比方孝孺更知道他父亲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出生在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虽然进入了官场,但是自科举以来,早已污染了读书人心灵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信条,在生物性的生存中为自己捞取得以鱼肉百姓的官位的世俗算计,从来都是他嗤之以鼻的,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仕为官——《明史·循吏列传·方克勤》:“执政爱其才,命在吏部考试,列第二,特命济宁知府,赐冠带以行。”——也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做了很多好事,这位知府老爷深得济宁老百姓的爱戴,《明史》特别引用民谣来说明这件事:“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除此之外,方克勤还怀揣一颗博大的爱心:“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这就更不容易了。说实在的,在那个污浊的年代,做官、做人到这个份上,也真可以说是一股清流了。

  

   这股清流自然要在儿子身上发生影响,更加之方克勤对孝儒循循善诱,这孩子从小就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潜质:“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小韩愈)。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卷141))也许是因为从师大学者宋濂之故吧,方孝孺很显然有比他爹更高远的人生志向,不怎么看重文学,却常常把阐述王道思想、以致天下太平作为自己的精神使命——这等于说,他是很在意于政治了。

  

   一个人如果在意什么,那么那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会来到眼前。

  

   就在父亲被杀的同一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人推荐,方孝孺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意思是朱元璋很喜欢方孝孺身上端庄严谨的气质,对皇太子朱标说,有他在你身边,对你绝对是有好处的,你甚至可以把他使用到老。《明史》没有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什么没有把方孝孺留下来,而是以“礼遣还”了。

  

   又过了10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有人向朱元璋推荐方孝孺,朱元璋也把他召到了京城,然而朱元璋仍旧没有决定用他,“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意思是现在还不是用这个人的时候。至于朱元璋当时究竟在考虑什么,史书没说,咱也不好妄自猜测。

  

   然而这时候方孝孺等来了另一个时机,那就是在成都就藩的献王朱椿听说了方孝孺的学问人品,就把他聘为了世子朱悦燫的老师,这等于为方孝孺搭设了未来通往国家政治事务的桥梁。果然,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后,当即启用了方孝孺,将其从成都调到京城,召为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从这一刻起,方孝孺就成为了建文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他倍加信任与依赖,“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明史》·方孝孺传)这就是说,凡是遇到国家大事,建文帝都会向方孝孺询问;官员上朝议事,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时,建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坐位前拟写批复,这等于是在为皇上拿主意了。建文新政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基本上都出自方孝孺的构想,他还担纲编纂了《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燕王起兵以后,建文帝颁布的相关诏书和征讨檄文,也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方孝孺正在进入到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正是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个人命运遭际来说,他的悲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5

  

   方孝孺与建文帝走到一起,绝不是偶然的,虽然出身不同,家学教养不同,然而在如下这一点上,他们却是极度相同的:他们都是从洪武朝走出来的,都共同感受到了相同的国家状态和政治氛围,并且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信念。他们惺惺相惜,一触即合,都打算在未来的国家政治的白纸上,写下能够表达自己信念与理想的文字,使之成为伟大历史画卷中的一部分。

  

   我曾经持有一个观点,历史是个公约数,我们看到的成为文字的所谓历史,实际上是在公约掉许许多多有血有肉的东西以后抽象成为某种样态的历史描述的。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显然肩负着与历史不同的使命,或者说,文学(我认为我随笔中所有话题的议论都是文学的而非哲学或者历史的)承载着给历史填充血肉筋脉的光荣责任。我们可以思想比历史记述更有血有肉的东西。比如在前述情景中,我们就可以设想:谁会知道25岁的方孝孺扶着被朱元璋枉杀的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归葬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还有,少年朱允炆看到他所爱戴和景仰的勋臣武将被大规模屠戮的时候,他又会想些什么呢?史书,即所谓的历史,是不会纠缠这些细微末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历史情境没有在具体的历史人物精神深处产生回响,并不意味着他们什么都没想。在皇权的超强高压下,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跟任何人谈论他们的感受,即使那些感受成为他们看眼前这个世界的基础和依据,他们也不会向人明说(这就使得历史记述难免会陷入到干巴巴的境地);即使是两个感受相同的人遇到一起,他们也不会诉说,这里固然有君臣关系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安全的原因,是“活下去”的原因。

  

   从上述角度看朱允炆对方孝孺的倚重、方孝孺对朱允炆忠诚,就绝非偶然,变得可以理解了。

  

   然而这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倚重和忠诚,当它们从情感和心理的领域向政治延伸的时候,他们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地凸显出来了:朱允炆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方孝孺更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而这对于两者都是要命的。很多对明史有兴趣的人经常发出这样的诘问:假如皇太子朱标不死,燕王朱棣还会起兵造反吗?假如是朱标而不是朱允炆指挥这场抵御燕王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会是这样吗?假如方孝孺是一个萧何那样洞若观火的谋臣,朱允炆继位以后所实行的“新政”是否更有效果?我认为所有这些诘问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实际情形怎样就是怎样,结果我们只能看到,方孝孺为朱允炆提出的带有复古色彩的改革方略,譬如恢复周朝官制、甚至改换地名、企图实行“井田制”等等,终于使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流于浅显和轻薄,没有做出产生足够效绩的国家政治决断。

  

   建文帝“削藩”对不对?从维护皇权的角度说,当然是对的,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至关生死的问题上,朱允炆无可避免地犯了足以导致失败的策略性或者说战术性错误,意志软弱,犹疑不决,终于给燕王起兵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我更愿意强调的是,燕王起兵,“靖难之役”开始,朱允炆就不得不开始被他爷爷造成的国家后果所拖累了:他再也没有像样的将帅可用。有人说,如果当年朱元璋不杀害大将蓝玉,朱棣就绝对不会有造反的胆量,即使丫起兵,也会被镇守北境防务的蓝玉迅速平定。遗憾的是蓝玉确确实实是死了,被朱允炆的爷爷为了朱允炆坐稳皇帝宝座给杀死了,当燕王逐渐成势,朝廷地方守军已经无力阻挡的时候,朱允炆左挑右选,无人可用,只好匆匆忙忙派出耿炳文前去征讨,然而耿炳文此时已经65岁,可谓垂垂老矣,虽然所帅大军号称百万,这位从先朝皇帝屠刀下侥幸活下来的老将,早已失却了往日的锋芒与气度,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事情。

  

   而朱允炆随后派出的李景隆,则完全没有战争经验,甚至有人说,丫仅仅是一个贵公子,与为朱元璋打江山的那批武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当然更无法阻挡燕军的攻势,从一开始就节节败退,收获了无数败绩。尤其重要的是前面发生的事情:李景隆的父亲李文忠虽然是朱元璋的外甥,也终于没有逃脱朱元璋为后代皇帝“削刺”的命运,被毒死。仔细看李景隆征讨燕军的“战绩”,不能不能不使人严重怀疑这个人跟朱棣早有勾结,或者在征讨之前,或者在征讨过程中,两个人早已暗通款曲,结为一股势力了。此点在史书上当然没有记载,然而我们从如下史实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景隆军溃败退回南京以后,很多朝臣视其为国家的罪人,主张砍掉丫的脑袋,朱允炆仍旧犯“宽仁文弱”的毛病,没有治他的罪,结果燕王兵临城下之时,李景隆终于大摇大摆公开背叛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里应外合,从里面打开了南京城金川门,历经三年多的“靖难之役”终于在金川门隆隆开启之际,宣告结束。

  

   战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在大规模诛戮建文旧臣的同时,对降附新朝的官员一般来说都网开一面,给他们出路,尽可能让他们履任原职,然而这些人除非功高盖世者,很难进入封赏之列,唯独降将李景隆得到了额外的封赏,并且还封赏得格外丰厚,甚至比绝大多数出生入死的将领都要丰厚,这在朝廷里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和不满,然而明成祖不为所动。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推断,李景隆的叛变,除了他当时个人现实利益算计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与方孝孺一样的隐藏在内心极深处的对先朝皇帝朱元璋的怨愤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可是杀父之仇啊!他犯得上为朱家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吗?我提请读者注意,李景隆的内心的这个图景,一定是与方孝孺截然不同的,于此有关的故事,我随后就会讲到。

  

   你看,历史就是在这种万千种不同因素明里暗里的纠缠中前行的,它远非“历史”那样简单啊!

  

   6

  

   晁中辰先生撰写的《明成祖传》,是我读过的皇帝传记中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相较于一些只做史料堆积,既不能把握历史、亦不能透视人性,甚至连最基本的叙述语言都不过关的帝王传记,这部作品深邃甘冽、酣畅淋漓,读之有不忍释卷之感。我也许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谈论这部作品。我这里只是循着晁中辰先生的叙述脉络,用我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方孝孺后来遭遇到的事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4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