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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22-05-11 19:21:35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那些创造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发生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写历史的书,无不以大量的篇幅谈论人物,中国历史学经典就是明证。比如《史记》,司马迁在书中设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讲人物的。以后的官修史书也都与此大同小异。近代以来,历史书写方式有很大变化,但写人物,仍是所有历史书写者都避不开的。近几十年来,因思想解放,许多禁区被突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于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大量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大量地被发掘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已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主题。即使不是专门研究人物,你也无法回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业。如你研究近代经济史,不能回避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搞大生纱厂的张謇、搞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如此等等。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说了。搞军事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和历史人物打交道。所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根据我几十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经验,略谈谈我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一)时代及地域的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他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

   近代的大幕拉开以前,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与中国相若的,甚至高出于中国的文明。一旦大幕拉开,突然发现还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发达甚至更为发达的人类文明。而且这些文明的国家、民族,正以他们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明的产物——大炮、军舰、远距离射击目标的步枪等来攻击我们,强迫我们打开国门,设置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赔款割地。这真是数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这时,清朝统治在内部也早已现出因腐败而造成的种种危机。于是,这一代中国人都生存于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凡略能读书看报、稍有公共观念的人,便不能不面对这一大变局而产生某种应对的心理和态度。一些人为危迫的环境所激,切望以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以求改变现状。另一些人,可能倾向于针对现存的问题做逐步的改革,以求消除危机,走上向前发展之路。还有一些人,则因与现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希望维护现存秩序。这三种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人所熟知的。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到了民国年间,仍然有三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大舞台上较量。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取得绝对优势,民国政治一直没能走上轨道稳定地运行。极端保守的力量以为,既然共和民国不能救中国,那就复辟帝制好了。袁世凯的复辟与清朝皇帝的复辟,都曾表演过,都失败了。激进的力量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打破现存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革命党,先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后来的共产党,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晚清时期过来的改革派,以及大多数工商业者、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循名责实,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渐达到真共和的地步。

   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必须对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地位。

   以上是就整个国家的背景而论的。还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古代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郡望(或称地望)。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各地域,其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很有差别。我们这里无法详细分析各地域的差别,只想强调一下,与近代史关系至为重要的一种地域差别,那就是,南方珠江口岸与长江口岸所带动起来的近代化运动造成的人文优势。从清末以来历次发生的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几乎都是从这两个地域发生出来的。看一看历次革命运动、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骨干分子,其绝大多数都出于这两个地域:珠江流域的两广,长江流域的江、浙、江西、安徽、两湖和四川。北方虽然也出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多半是因某种机缘与南方领袖分子有所接触,真正“无文王亦兴”者,甚为少见。

   (二)家族与家庭的背景

   家族和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个既定环境就是家族与家庭。社会发展程度越低,社会公共教育发展的程度越低,家族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我们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康有为和孙中山。康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领袖,而孙是革命派的领袖,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康有为出生在南海县一个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福建按察使,他的祖父做过连州训导,并死于任上。他的父亲,则做过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做过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这样一个家庭,可谓“世受国恩”,很难与之断然决裂。但国家深处危机之中,不能不有所改变,以图救国救民于水火。所以,康有为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一个临近香港、澳门的村庄中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一带,广泛流传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听惯了这些故事的孙中山,少年时,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目睹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现状,颇想继承洪秀全的事业,来一番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推翻清朝另建新国。他成为兴中会、同盟会的领袖。

   当然,不能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绝对化了。比如说,若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始终得不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以许多事情刺激他,逼迫他往激进的路上走,恐怕也难以保证他不滑向革命的路。又比如,若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得到李鸿章的激赏,把他留在身边,那也许就没有创办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事了。历史不能假定。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可把家庭出身及其影响绝对化。只要这些影响没有遇到更为强大的其他影响给与抵消,甚或令其反转。那么,这种家庭影响就是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三)教育的背景

   一个人所受教育,与他一生的思想、事业关系甚大。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不注意他的教育背景。

   一般说来,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其所受教育都经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两段历程。旧式教育就是家塾、村塾、书院之类;新式教育就是学堂,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

   旧式教育并非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学塾、不同的书院,乃至不同塾师、经师,其对学生的教育旨趣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试设想,若梁启超在学海堂终其学业,他可能一生只是一个做旧学问的学者。但他中途离开学海堂,跑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听那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一派改革者的呼唤,于是,他走上了改革中国政治的道路,同时又成为贯通新旧、兼采中西的学者。

   经历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完整过程,从而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引领者的代表人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过一些。例如自然科学界的丁文江,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胡适,教育界的蒋梦麟,等等。其中,胡适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胡适生长在徽州绩溪,徽州古为新安郡。新安曾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其影响极为深厚,向有“东南邹鲁”之称。同时,这里又是清代考据学大为兴盛的地方,以致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误会胡适是著名考据学者“绩溪三胡”之后。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了九年旧式教育,对于传统儒学,对于考据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肯定是寝馈多年有所心得。他在应官费留美考试时,能做出一篇得满分的考据文章,绝非偶然。

   胡适14岁到上海入新式学堂,他先后学习过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在上海读书的六年,使他成功地从旧式教育转到新式教育。这期间,他的英文打下很好的基础,又因主编过一份刊物,受到白话文的良好训练。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则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与学问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基础,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可以说,他具备了去理解和接受一个新世界,以及它蕴蓄千百年的一套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所需要的条件。

   胡适在美留学七年,是他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做准备的过程。他和绝大多数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中国青年一样,目睹国家危难立志报国。只是其选择的途径不同。他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主张通过和平改革,为新社会造就新的基础。他认为,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由建立新政权而改造社会,但这个改造过程还是避不开一步一步地改革,以造就新社会的基础。从他的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留学期间,他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积蓄能力,为将来造就中国的新社会、新国家做准备。也是基于此,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打定主意,要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艺的基础。他与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相携,从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入手,掀起一场以思想革命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这场运动出发的。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受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是贯通一个人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没有这个中心,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有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生动、鲜活的人。

   但要准确抓住这个中心,谈何容易!必须相当全面地了解人物一生的思想活动,仔细作出分析,发现可以贯通其一生的基本线索。这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个人物一生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有鉴于此,要研究一个人物,最好是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先编出一个年谱,然后再动手写他的传记。当年梁任公先生去世,十分崇敬梁先生的丁文江就先动手搜集材料,编出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来。至今学界都公认,这部年谱长编极具学术价值。可惜,此年谱初稿刚刚完成不久,丁文江先生就病逝了。否则我们本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好的梁任公先生的传记。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起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他经常说,一个国家,有无君主,是否共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实行宪政。能实行宪政,有君主也仍是现代国家。不能实行宪政,虽名为共和,仍够不上现代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宪政是一切依宪行事。他解释说,在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你贵为君主,也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你贱为平民,你也拥有宪法规定属于你的权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威胁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从来不是百姓不守法,而是官员不守法、统治者不守法。只有行宪政,才能真正把官员、统治者关进笼子,让他们不敢不守法。关键是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经过人民认可的宪法,和保障宪法能够实施的一套设施。没有这个笼子,指望官员守法,指望统治者守法,那是不可能的。

   与梁任公相反,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只有权力。他十几岁随嗣父到当差之地读书时,就帮助打理各事,从中了解官场各种情形。22岁,凭借父辈的关系,进入军界。凭他熟谙官场规矩,又确有办事能力,从此一路攀升。到1895年,竟获得主管小站练兵的重要使命,从此有了自己经营的军事力量。以后陆续升任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又进入军机处,因丁未政潮而一度被免。不久再度出山,再度被免。清朝末年,旦夕危亡的险象,稍有识者都看得出,以袁世凯的聪明,他当然非常清楚。他1909年再度被免之后,回老家做洹上钓翁,为韬晦之计,心营目注,觊觎新的机会,向最高权力进逼。

辛亥革命爆发,袁氏看到了机会。这时,无计求活的清皇室,想招回袁世凯,帮助解难。袁的几位好友也劝他抓住机会,赶紧出山。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他派人率领由他训练起来的新军攻打革命军占据的武汉。当时革命营垒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各国,天真地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于革命党的承认,不肯回国。黄兴到武汉支应一阵,感到力不从心,离开武汉。袁世凯的军队顺利打下汉阳之后,革命军形势甚危。但富于心计的袁世凯却没有乘胜追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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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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