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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22-05-11 19:21:35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而是停下来与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的南方势力举行谈判。

   这里必须注意,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要猎取国家最高权力。他此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革命军,可以挽救清朝,他自己不过成为清皇室的一大功臣。如果他居功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那他将背上叛臣的恶名。他以不败之军事实力,与南方谈判,进可以要挟南方势力答应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退可以借南方势力,逼使清朝皇帝退位。他左右逢源,其结果是南方势力答应,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一切都合乎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围绕着大总统的任期、连选连任的方式、继任总统的选出方式等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最高权力。为此,他后来竟至走上复辟帝制之路。

   所以,我觉得,要写袁世凯的传记,必须抓住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直至国家最高权力,这是贯穿他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

   三、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

   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其事业的成败利钝,都和他的人际交往有重大关系。胡适的一生是最好的例证。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是在美国读书时,在与朋友们相互讨论与辩论中酝酿出来的。胡适尝说,他的新诗创作,在美国读书时是得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梅光迪和陈衡哲几位朋友的帮助和激励;在北京时,是得沈尹默、钱玄同和刘半农等几位朋友的切磋。没有这些朋友,就不会有他的新诗创作,也就不会有白话新诗的尝试成功。至于文学革命的发动和取得成功,更是许多朋友努力奋斗的结果。胡适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功、发挥的影响,没有一项不曾得到朋友的赞助。他在推动北大改革方面,深得蔡元培的赞助和支持,以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的助力。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得到他的朋友(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丁文江、唐钺、高一涵等)和他的学生们(如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等)的大力支持。胡适最懂得朋友的重要,所以他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人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见其交友之广。

   大凡作出一番事业的人,都有一批得力的朋友和帮手,如袁世凯身边和麾下文有徐世昌武有段祺瑞等一干人马。这些人,在他取得灭亡前的清廷军政大权,以及随后攫取民国大总统的地位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袁世凯谋划帝制复辟时,最重要的文臣武将——徐世昌和段祺瑞,都离开了他,可见其复辟活动是如何的不得人心,注定必归失败。梁启超从事维新运动时,上有老师康有为,左右有谭嗣同、徐勤等一班干将。海外流亡时期,谋划自立军起义、搞立宪运动,更有一大批朋友和门生帮他拓展事业。晚年从事讲学时,又有更多的朋友和门生帮助他。有些人和他本无师生关系,但感其人格魅力,自愿以门生自居,如丁文江、徐志摩,等等。

   所以,研究历史人物,要特别关注他的人际关系。找到这些关系,了解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与研究对象交结的重要事实,了解其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活动及其事业之成败产生何种影响。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都做成数据存储,又有许多人物的日记、书信发表出来,为我们研究人物的人际关系提供很大便利,应可以使历史人物的研究更有广度和深度。

   四、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研究一个人物,要突出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大事,这是很自然的,不会有异议的。所谓大事,因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所处历史地位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大事可能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有的只关乎一个地区、一个小社会,甚或只涉及一个具体单位、一个团体。但不管哪种情形,此事件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必定是对其思想、事业产生重大影响者,否则不足以称为大事。

   一个人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需要做出抉择,有的是政治的抉择,有的是事业方向的抉择,有的是关乎身家命运的抉择。而一个人在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深刻、很复杂的心理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强调必须抓住这些重大史实,并做必要的心理分析,以便呈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我在前面讲袁世凯的时候,讲到他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出山,担任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因为此前,他本在军机处的要害位置,光绪、西太后死去,醇亲王载沣为其弟光绪帝报仇,把当年背叛光绪的袁世凯赶出军机处,令其“回里养疴”。按常理,袁世凯会怨恨清朝廷,不会在其面临危亡的时候出手相救。但袁世凯追求的是权力,在他看来,这恰是攫取权力的大好机会。所以,他决定出山,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但是,他南下与革命军作战却又面临一次选择:是一鼓作气,打败革命军,为清王朝还魂续命,做一个有大功之臣,还是做其他的打算。事实上,他是做了其他的打算。这里不再重复。

   胡适也可作为一个适当的例子。他一生也曾多次面临在重大历史关头进行抉择的情况,我们这里只将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胡适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他所做的抉择,以及1960年前后在台湾雷震案的风波中胡适所做的抉择,作为实例,加以说明。

   先说前一个。

   这要从1927年,胡适游历欧美之后,经日本回国一事谈起。胡适于是年4月24日到达日本横滨。当时四一二事变刚刚发生,国内朋友纷纷劝胡适暂不要回国。原来,这时的国内,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大异其趣,而对胡适却都取不欢迎的态度。在北方,因为胡适赴欧途经莫斯科时,对苏俄印象颇佳,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颇有赞扬苏俄的词句。这些信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北方认为他有亲俄之嫌。更重要的是,胡适的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李大钊,一个高仁山,都是共产党,已遭到杀害。而且,在枪杀高仁山的官方报道中还特意把胡适的名字牵扯进去。显然,北方容不下胡适。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没有忘记胡适支持陈炯明批评孙中山,以及他进故宫见宣统皇帝和参加善后会议的老账,再加上他的好友丁文江曾为军阀孙传芳做上海总办。但比较起来,南方毕竟比北方要多一点新鲜空气,而且胡适的大部分师友都在南方。所以,胡适在日本停留三个多星期,经过观察、思考,发表一篇拥护蒋介石清共政策的谈话之后,回国到上海暂时定居下来。将近一年的欧美之游,回归祖国之后,胡适发觉,国内政治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国民党正竭尽全力地建立他们的党国体制,没有什么民主,更没有什么人权保障。他们毫不留情地打击异己,“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在此种情况下,胡适相继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几篇文章,相当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结果招致国民党的大力围剿。在与国民党内一些朋友沟通之后,胡适决定暂时熄火停战,并于次年秋冬,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大学教书。

   九一八事变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契机。日本的威胁使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思考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政府、党派、团体,乃至个人都一样。1931年11月,恰好新一届太平洋学会的年会在中国上海举行,胡适以东道国首席代表充任大会主席。在沪期间,国民党人士曾与胡适有接触。当时报纸新闻报道说,蒋介石接见了胡适与丁文江。鲁迅曾以这个新闻为材料对胡适与丁文江大大攻击了一番。实际上并没有蒋介石接见这回事。然而,有迹象表明,曾有国民党官方人士与胡适有所接触,我们从胡适回北平后接到的陈叔通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陈在信中说:“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可见,接触带有秘密性质,以便保住胡适独立发言之地位。胡适回北平不久,联络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自觉爱国会”的团体,其宗旨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很协调。一年后,胡适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从此,胡适与国民党高层之间建立起可以互相沟通的良好关系。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在对日、对共产党这种大政方针方面,胡适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有基本共识。蒋介石对胡适也很欣赏,很愿意借重他在海内外、特别是在美国的良好声望。

   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退居台湾后,由于胡适对蒋介石国民党期望过殷,不时批评国民党的专制行为,引起蒋氏大不满。到1960年因胡适的朋友雷震筹建反对党,蒋介石乘胡适在美国的机会,下令逮捕雷震,加之以“通共”“叛国”的罪名。蒋介石想以此达到双重目的,一则镇压岛内反对势力,二则钳制胡适之类自由主义人士的批评。实际上,胡适曾已预见到蒋介石将要对雷震及其筹建的反对党施以严厉取缔措施,曾多次劝告雷震低调行事。但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自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确定要做“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与官方立异,但也终不肯放弃独立发言的地位。他在美国,对新闻界,对朋友发言,均强调他可以证实,雷震是“爱国反共人士”。他回到台湾,一下飞机,仍然重复他这句话。后来,雷震被判刑收监,胡适始终未曾去监狱探望。对此,台湾一部分人士,包括胡适所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几位年轻后辈,都表示不满,认为胡适太软弱。其实,根本问题不是强硬与软弱的问题,而是对自由民主的根本信念上,胡适与这些人有所不同。在雷震案爆发前,胡适曾两度谈论自由与容忍的问题,并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认为争自由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自由的力量需要不断地积累,自由与反自由的斗争不是轻易一拼可决的。所以,有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政治哲学其价值如何是另一问题,我们从重大政治关头胡适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微妙关系,可探知胡适在处理其基本信仰与行为弃取之间做权衡时的心理过程。他始终坚持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也不因争取自由民主而与在他看来是唯一尚有可塑余地的统治当局决裂。

   五、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

   常常有人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这是不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马克思本人曾郑重地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在他之前,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就指出这一点了。他的贡献是在于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我们只谈阶级分析的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许多人不曾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常常把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往往只追求给一个人戴上“××阶级”的帽子,就满足了。我觉得,阶级分析最重要的是要说明两点:一是在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出身、教育、思想及其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把人物放到当时社会结构中的适当位置上,呈现出它是属于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还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二是在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而判断这个人物是属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两点,既是对历史人物做阶级分析的核心内容,也是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依据。至于一个人物,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那是次一层次的问题。自然这一层次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历史是活动的整体,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活动。所谓历史是各种力量的合力造成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常常有些历史书籍,只写某一种力量的活动,而把其他力量的活动视同无物,或最多只是带上几笔。这样的书写,显然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全貌,给人呈现的,像是“半身不遂”的历史。在这样书写的历史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中的一部分,或大半部分力量在活动,而其他的力量是僵死的,甚至是基本看不见的。我们应当提倡全光谱地反映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要真实地全面地书写历史的活动。

   有人担心,全光谱地书写历史,那些推动历史进步、创造新社会的革命和革新的力量就不突出了。这是历史研究者对自身无力的哀叹。我认为,历史上革命的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本来就是最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力量。只要历史家有眼光、有识力、有才具,应该能够把这种真实的历史再现出来。有人以为,历史上,那些革命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是靠历史书写者特别努力,才成为历史中突出显现光彩的,那是极大的谬误。

   我强调说,不可把阶级和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就是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一个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他就一定只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人属于被统治阶级,他就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上许多在各领域做出有益贡献的人物,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例如思想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即使是统治者本身,其有些作为,也很可能是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反过来,被统治阶级其反压迫的斗争,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其中某些人的某些具体行为,就未必是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如某些农民起义军的过分杀戮行为和破坏历史文化的行为,等等。历史学家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它写成什么样;历史人物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他写成什么样。决不能为某种需要而改变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只有真实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能提升我们的智慧。只有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的人,才能够更有能力应对未来。

   (注释从略)

   (作者:耿云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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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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