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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更新时间:2022-05-11 19:19:28
作者: 赵庆云  
“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官僚政治之下,荫子荫孙、子袭父爵也所在多有。

   中国的官僚制度之完备,规范之详密,均为世所少见,对西方世界也产生深远影响。葡萄牙传教士克鲁茨在1569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中,对中国的科举取士称颂不已。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也曾称赞中国文官制度。孙中山曾明确提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四、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与儒家 意识形态

   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自秦统一六国以后,尽管历经朝代更替、风云变幻,却总是“分久必合”。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扩大为五代十国,这两次割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只是短期的、变态的,统一则始终成为历史的主旋律。如此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绵延不断,中华文明及其疆域版图得以相当完整的继承延续,这在人类历史上亦属仅见。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维系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诚然可以考虑自然条件等因素,但正如费正清所论:中国的地形本身并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崛起,中国的统一“是人的制度战胜地理条件的结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应是“大一统”理念。人们发自内心地期盼统一,厌恶分裂,形成超越了狭隘民族观念的崇尚一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

   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渗透于人们的血脉之中,形成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思想观念基础,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强有力的粘合剂。即使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图谋分裂中国,亦因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而不能得逞。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国家仍企图对我实施“分化”战略,妄图把中国肢解成几大块。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低估了中国人民维护统一的坚强意志,“台独”“港独”“藏独”“疆独”均不得人心。

   “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但其理念可追溯至商周时代。或因当时战乱频仍,人们亟望有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大一统”理念几乎在春秋战国的各派学说中都得到推崇。孔子作《春秋》,书中寓含着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主旨就是“大一统”。孟子也强调“天下定于一”。李斯说秦始皇“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大一统”理念的影响至为深远,数千年来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华夏民族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侵扰,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的还有华夷之辨的问题。华夷之辨主要凸显了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中国”信念,主要强调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其最终指向的是民族融合、“华夷一统”。由于中华文化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力,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又为中华文化所征服。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构,依然以“大一统”为基本指导原则。今日的“中华民族”,正是在“文化中国”信念和“大一统”理念下进行整合的历史产物。

   自秦汉时起,中国实现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是在各种治道理念竞争中通过逐渐融汇、演化而形成的儒家占据主干地位的意识形态。秦统治者选择的是法家思想,为此不惜焚书坑儒,但严刑苛法激化了民众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为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汉武帝最终采纳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方略。经过发展与改造的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文化在制度方面构建了相应的礼法规范,逐步完成治统与道统的统一,实现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魏晋时期正式采用“以礼入法”方式,将礼治的精神贯彻到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中,构成封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概言之,并非仅有儒家学术思想和治道理念发挥着单一作用,法家、道家的思想资源亦被吸纳其中,故而有“阳儒阴法” “儒表法里” “儒道互补”等说法。

   以儒家学说为骨干的封建意识形态,通过丰富、多层次的教化体系而深入人心,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文化心理积淀,对于安定和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秩序与人心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儒学具有特殊的精致性、渗透性和权威性,十分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需要,所以能历久不衰。

   儒家思想的影响超越国界,辐射至朝鲜、日本、越南等,渗透到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东亚、东南亚儒家文化圈。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既服务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同时对封建皇权有所制约。儒家思想中蕴含有“民本”思想,强调“民贵君轻”“公天下”,在晚明还生发出反专制的启蒙思想。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儒家致力于以贤能政治制约帝王的权势,并真诚地希望其政治主张能够得以实现;帝王的专制权力也一定程度受到儒家道义和价值观的制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从激烈的反传统出发,将儒学简单批判为维护专制的工具,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描绘为漆黑一团,有失偏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态度转趋理性,意识到儒学仍不乏其思想精华,提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但是,儒家思想毕竟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诸如森严的等级制、人身依附、任人唯亲等压抑了民族的生机与活力。对于儒家思想,我们应以批判的态度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使之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五、创造了开放包容与璀璨无比的文化

   纵观世界历史,尽管出现过多种类型的古老文明,但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没有重大断裂的,则只有中华文明。在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创造了开放、包容的灿烂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

   中国是科学先进的古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元1世纪末发明造纸,先传到朝鲜和越南,尔后传到日本。隋唐之际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期毕昇创造活字印刷术,14世纪传到波斯、埃及。欧洲15世纪才有活字印刷,比中国晚了400年。唐代发明火药,到唐末、五代时已应用于军事。北宋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航海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天文学方面,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演示天象的仪器,唐朝僧一行第一次测出子午线的长度,元代郭守敬于1276年主持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达到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中医自成体系,博大精深。唐高宗时组织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多年。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著作。

   中国的冶炼技术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汉代已开始采用高炉冶铁,南宋最早用焦炭炼铁。制瓷、纺织、染色、漆器、酿造、船舶等制造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瓷器在唐朝已高度发展,到宋朝达到高峰。建筑方面也取得辉煌成就。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逶迤磅礴,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中国封建时代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和异彩纷呈的艺术,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雕塑,可谓名家辈出,繁星丽天,辉映千古。

   封建时代的中国以辽阔的疆域、庞大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据统计,183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29%,居首位,而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GDP仅占世界的9.5%。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机制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撞击与整合。中原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文明,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力,其先进性令各游牧民族的上层人物不能抑止仰慕之心,少数民族或被迫、或主动学习汉文化。北方游牧文明既给农耕文明带来挑战,二者也有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一面。匈奴、鲜卑等众多游牧民族刚健清新的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新的活力。长城地带不仅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对峙的界标,也是二者之间经济互补文化融合的纽带。民族的大融合就是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张力和引力下,开始一张一弛的运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性拓展,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之源泉。

   封建时代的中国综合国力强盛,故而总体上开放、自信。以汉代中外文化交流为发端,在唐朝达于鼎盛。唐代文化是当时东亚文化的聚焦点,也是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辐射源之一。辉煌灿烂的唐文化,深为当时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大规模展开,科技交流尤为显著。中国文化正是在与域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封建时代,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融摄多种文化的精华,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六、王朝更替中的社会持续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道光朝延续两千多年,而西欧的封建社会不过延续一千年左右。概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整体形态,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形成了影响深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科学技术、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均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封建王朝更替频繁,祚长者二三百年,短命者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社会大动荡的发生与王朝统治周期高度重叠。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理解民间疾苦,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对民众多实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对民众的汲取加重,吏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农民揭竿而起,王朝进入衰亡的末期,终至以残酷的战乱、惨烈的手段摧毁现存的统治结构,实现政权更迭。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王朝易代,其原因不外乎统治阶级内争、外敌入侵、自然灾荒、农民起义,不论何种形式,王朝末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均为推动王朝更替的关键力量和工具。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与频率之高,为其他各国所无。王朝不断更替,呈现高频率的周期性震荡,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和生活甚至出现暂时倒退;但其整体政治架构却得以复制再生,迟迟未能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未能冲破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这一特点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折射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具有的韧性和弹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虽长期持续,其中偶有曲折和停顿,但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呈螺旋式上升发展。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其内在逻辑与节奏,有其自身运动的方向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化程度远超中世纪的欧洲。发展到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已然大量滋生,到清代前期事实上出现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具体表征为政府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近年来,西方学界亦出现对中国“停滞论”的反思和批评,通过学者的重新审视研究,传统社会“经济落后”的图景已被更新。如弗兰克所著《白银资本》强烈反对东方社会发展停滞论。他指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结语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它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社会形态理论无疑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体系的基本骨骼,依据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留下的丰厚的学术遗产。社会形态理论是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为其他种种史观所不及。

   “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性。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并置的文明系统,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两者在其本质与基本面貌相似的基础上各自有其特点,并不完全一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封建社会形态并非西欧的专利品;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比西欧漫长,也更为发达完善,如果我们从只有西欧才是封建社会正宗的狭窄眼界中解放出来,中国封建社会更具典型意义。

   还需着重指出的是,对“封建”的认识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其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基本论断不仅是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基石,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纲领的逻辑起点。若否定秦汉以来至鸦片战争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则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认为,任何对于“封建社会”问题的学理分析,还须基于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广泛运用,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历史理论与革命理论相互融会的成果。我们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欧历史之履。但在承认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之同时,也应看到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如果完全否认中外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则只能就事论事,而不能从宏观上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会通中西进行比较研究,寻绎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阐释其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建构与完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

  

   (作者:赵庆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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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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