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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10:04:0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同时,中国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不是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这就要求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其连续性,讲出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冯友兰决不会同意“邯郸学步”式的作法。他说他“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6]。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在过去能够使中华民族“成为伟大的民族”,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出现中兴”。[7]

  

   这当然需要经过现代的重新解释,这种重新解释需要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语言讲中国哲学,也不能用跳跃式的警句式的语言讲中国哲学,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并且用现代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要进行“合乎逻辑”地论证和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思维已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哲学只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好相反,是使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获得新生。

  

   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仍然是他的精神境界说。我们知道,冯友兰始终把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来,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并以实现“天地境界”作为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这正是他反复强调“通天人之际”的原因所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哲学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后现代的”[8](如果有“后现代”的话)。

  

   “天地境界”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代表自然界,不过不是科学所说的自然界,而是哲学所说的自然界。哲学所说的自然界从科学中得到了“启发”,但又不是完全的物质世界,而是宇宙“大全”。“大全”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括人。但是,作为“天地境界”中的人,同没有自觉意识的自然状态的人是不同的,“天地境界”中的人是自觉其“同天”、“乐天”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超越了自然状态的人,而且超越了社会(就“人是社会动物”而言)。这样的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到了这种境界,才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

  

   事实上,作为“大全”的自然界是不可分析、不可言说的。但是,只有分析之后,才能知其不可分析;只有说了之后,才能知其不可言说。这样,人便得到一种“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自然界对于他而言,其意义就不同了,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同了。人既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又能找到自己的真正家园。“天地境界”即“同天”境界,就实质而言,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分离与对立。这种和谐统一是从“存在”意义上说的,不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但从境界上说,又是存在和认识的统一。这种境界是人经过修养之后达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同天”也就是“乐天”,不仅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且能够以此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到了这个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就算真正解决了。

  

   就其性质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以“理性”为其根本特征的,是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它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进而走向语言分析,但又是在同一个大传统之下发展的。“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人的心灵归根到底被归结为理智之心、认识之心,其根本职能与作用就是认识自然,获得积极的知识,进而控制、主宰自然。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被控制、被掠夺的对象。冯友兰后来批评现代西方哲学家说:“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而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反而不讲了。”[9] 实际上就是指此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宗教了”[10]。

  

   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解决人生问题。他多次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也是与此有关的。其实,这种批判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作法,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按照冯友兰的“人学形上学”,人必须自觉地回到自然界,顺应自然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以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以此为人生的乐趣。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自然界不再是被控制的对象,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11] 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农业社会的生态学,那么,经过冯友兰重新解释后的“天地境界说”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但其表现形态是不同的。

  

   现代工业社会是理性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的时代,冯友兰是渴望已久的,他的哲学创作就是呼唤和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并为之“鸣锣开道”的。但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同样面对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同样需要解决“人在自然界占有何种地位”这样的问题。这是人类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从古代的神话、宗教到后来的哲学,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即“通天人之际”),并且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的“接着讲”就是接着这一传统讲的,只是运用了现代分析的方法。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大的变化,现代人的知识不管有多大的进步,同样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其结论则只有一个:回到自然的怀抱,实现人与自然的“同一”。

  

   在冯友兰看来,自然界即宇宙“大全”是存在的全体,一切存在物都在其中。但是,“大全”作为一种“名”、一种“概括”,它不是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即包括一切的存在及其“理”,是“存在”和“有”的统一。这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12] 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特别是自然界)的关系说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13]。

  

   所谓“理解”,不是单纯的科学认识,而是理解自然界的意义,即自然界对人而言有何意义,人在自然界处于何种地位。知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就能自觉地“知天”、“事天”、“同天”、“乐天”。自然界虽然是一个“名”、一个“概念”,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它不是“所指”,不是对象,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整体存在及其“理”。人是有道德意识的社会动物,人是有创造性的,但是,决不可以“自外于大全”,与自然界相对立,将自然界视为控制、主宰的对象,而是要“自同于大全”。在这里,人的自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态度”,就是人不仅要有自觉意识,还要有生命情感、价值选择(也是自觉意识),以尊重和关爱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其中,便包括道德意识和审美态度。就是说,在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一种根源性的伦理关系和审美关系,人对自然界要承担义务,尽其职责,从中便能感受到快乐。人在自然界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因为“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14],即从宇宙“大全”的观点看人生。从这个观点看人生,不仅能够“超社会”,成为宇宙的人;而且能够“超生死”,成为永恒的人。“永恒并不是没有生死而是超生死”[15],即是说,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不是“实存”的问题。

  

   有这种境界和没有这种境界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社会,人类更需要这种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人类就能够自觉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人与自然之间不会再有根本性的冲突与紧张,人类不会有任何“不安”,而是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伟大与美丽。这是冯友兰“接着讲”的最高理想,也是最终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工作就是使中国哲学理性化,即赋予中国哲学以普遍的理性精神。这就需要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方法,从事一场“推陈出新”的工作。但是,他不仅没有抛弃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而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和吸收现代西方哲学,将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与理性化的形式结合起来,也就是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从民族的特殊性中发掘、揭示其普遍意义,提出了“天地境界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境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普遍价值。

   [1]《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3页。

  

   [2] 他经常以“横渠四句”自勉,又见《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166页。

  

   [3]《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4]《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5]《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6]《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7]《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8]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如沈幼琴的《中国哲学和可持续发展——冯友兰“天地境界”研究》(见《传统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0]《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11] 卢风的《“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的启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12]《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3]《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4]《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5]《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 原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第152‒157页。此文作于200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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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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