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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22-05-10 23:56:08
作者: 张凤阳  
走上一条免于被无理支配的自由之路。那些离开乡土,进入城市谋生的农奴的后代,只要在城墙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在法理上同原先隶属的领主脱钩,获得自由身份。皮雷纳据此强调,“自由在中世纪是与一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正如今天是与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一样”。[22]

   根据吉尔克的研究,黄金时代的手工业行会,作为工匠师傅的合伙组织,就是建立在成员的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的基础之上的。[23]此乃行会的某种萌芽形式的现代性特征。按照中世纪的流行风尚,任何双边或多边协议的达成,都要举办庄重的仪式,以当事方的人格甚至性命作担保。行会亦然。但是,与封建契约有别,一群工匠师傅宣誓结为职业共同体,不是向高高在上的领主委身效忠,而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手工业行会章程的条款,特别是那些涉及工艺标准和产品质量的条款,即可理解为行会成员自愿施加的约束。问题在于,能够惠及整个城市,从而具有某种公共属性的行会的自我管理,为什么采取了私人领域的拟制家庭形式?

   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人,会随时随地遇到亲戚和邻里。他们彼此熟悉,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性,能够共享许多美好的事物。用滕尼斯的话来说,这是自然性的血缘—地域共同体。[24]可是,城市市民的生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互不隶属也彼此陌生,没有主子也缺少依傍。因此,当自由身份反衬着漂浮状态的时候,他们就不仅需要城堡提供卫戍安全,而且需要某种类似大家庭的集体组织提供精神抚慰和生活关照。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韦伯(Max Weber)认为,中世纪行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补偿城市生活中极为稀缺的东西——亲缘共同体及其保护作用。其服务事项包括:在成员的人身受到伤害或威胁时施以援助;对陷入生活困境的成员给予救济;以和平协商方式化解成员之间的纠纷;通过定期举办集体宴饮和联谊活动满足成员的社交需求;动用公帑为成员购买赎罪券或以其他形式的善举保证其灵魂得救;等等。[25]

   但是,行会与家庭的类比不能引申得太远。因为,中世纪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离宗法关系的自由人聚落,而且,市民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无法为乡村那种自给自足的家庭-邻里的结构框架所包容。涂尔干强调,撇开那些职业生意人不论,就算开小作坊的工匠师傅,所追求的也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一个靠手工业生活的人,不得不成为一个卖主,所以,他不能不顾及同一行业的其他工匠在做什么;他必须与这些人竞争,与这些人接触。”[26]如果说,在中世纪规模不大的市镇,一群萍聚的陌生人,为了持续性的共生共存,会产生一种寻求归属的渴望,那么,其在交易市场上的面对面竞争,却又容易造成彼此间的心理隔膜,从而使信任关系的建立变得困难重重。这样,“宣誓”的特殊纽带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宣誓”是一种仪式化实践,旨在借助某种神圣之眼的监视,使写进誓词的行动要求成为有信度和力度的庄重承诺。作为世俗化的工商业者,行会成员擅长利益权衡,因此,对他们来说,宣誓的约束力首先是反向的,即,背弃承诺会犯下不可饶恕的伪誓罪,必将遭受严厉惩罚。但是,在一个基督教伦理依然保持强大威势的人际交往场域里,信守承诺所得到的肯定性社会评价,犹如被颁发了一份道德资格证书,也能对行会成员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这样,一面是对食言所带来的惩罚的恐惧,一面是对守信所获得的赞誉的满足,就合力规约着当事人的选择方向,遂使仪式化的“宣誓”成为一种可靠的公证,得以在一群陌生的利益相关者中间建立起最基本的相互信任。存留下来的行会章程表明,新入会的会员、新当选的理事及会长,都要举行宣誓仪式。[27]以研究行会文化见长的罗赛尔(Gervase Rosser)评论说,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正规机构的保护,中世纪的城市生活充满了风险和挑战,因此,信任关系的建立显得格外重要:

   只有信誉好的人才有机会获得房舍、工具、材料、同事和客户,没有这些,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这种相互信任的基础是在行会内部不断建立起来的。行会的伦理,既谴责那些被其道德标准排除在外的人,也为自愿加入的人提供了与他人建立新的个人关系从而赢得尊重的机会。对许多人来说,在加入行会的那一刻,与新的兄弟姐妹拥抱,一扇大门就敞开了,借此,个人可以获得免疫,使他或她有力量在城市世界中巩固一种特殊的身份。[28]

   谋求“健康而诚实的经济”

   在经济意义上,城市是一个其居民主要“以商贸而不是农耕为生的聚落”。这是韦伯的基本观点。不过,考虑到中世纪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地区也办有定期集市,韦伯又补充说,仅当一种持续的而不是间歇的商品交换构成居民的日常生计和需求满足的实质内容的时候,将城市定义为一个“市场聚落”才是准确的。[29]以今人的眼光视之,依托城市和市场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但是,远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这一韦伯问题发生之前,[30]中世纪的工商业活动如何被纳入了一条“健康而诚实”的轨道?[31]进而,行会又在市场监管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按照中世纪的正统理论,一个健全的社会机体至少要由三类角色组成,分别是:“祷告的人”、“征战的人”和“劳作的人”。在这一分层体系中,教士和骑士高高在上,即便处于社会底部的第三等级,起初也特指乡村的农夫,而不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城市手工业者,更不是那些专事买卖的坐商和行商。直到14世纪,英格兰的一份布道文还宣称:上帝创造了教士、骑士和耕田者,而恶魔创造了市民和高利贷者。[32]如此看来,中世纪的城市工商业活动,毋宁说是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展开的。由于正在发育中的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受到了前现代的伦理规范的强力节制,借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城市生活就呈现为一种“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33]

   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通常会斥责这一社会结构的惰性和僵化,但是,若从积极面加以理解,又不妨认为,传统伦理对世俗化的盈利欲进行的抨击,同时也为工商活动的健康开展提供了限制性保护。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市场崇拜是一个直到19世纪才给人们洗脑的现代性神话,此前,“经济关系”包含在“社会关系”之中,不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唯有在市场运行附属于“社会权利”的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创造及占有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与正当的。[34]这就是著名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如果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世纪的城市工商业活动,也许可以把行会定性为一套超越市场逻辑并对市场行为施以有效监管的制度化装置。

   国内学界的行会研究,往往把“经济职能”摆在首要地位。[35]但是,“经济职能”这样的表述,貌似有理,其实只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因为,查考中世纪的行会规章,压根就找不到旨在提升工商业发展速度或驱动工商业规模扩张的激励措施。托尼(Richard H. Tawney)强调,像现代人一样,中世纪的人也有贪婪和嫉妒之心,然而那个时候,基督教的普爱伦理和正义观念,对所有信徒仍能构成一种足够强大的行为约束。也正因如此,行会的首要关怀,根本就不是企业经济效益,而是要通过一种道德纪律来约束市场活动,以便在一种普遍形式上追求福音书应许给每个人的日常生计。其努力方向是:

   试图在同业公会的好人之间保持一种大致的平等,试图用强调兄弟之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抑制经济上的自私自利,试图抵制无情无义的金钱力量的侵吞,试图保持训练和技艺的职业标准,以及试图用严格的集体纪律来压制为攫取个人私利而侵害整体的本能欲望……[36]

   依组织章程,手工业行会的正式成员是一个个小作坊主,名叫“master”,中文学者多译为“师傅”,以显示其在行会体系中高于“帮工”(journeyman)和“学徒”(apprentice)的行东身份。[37]考茨基(Karl Kautsky)在阐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帮工与师傅的斗争”。[38]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布莱克的研究提醒说,我们不要忘了,中世纪一些常用来描述“master”职业修为的词汇,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道德语言”。它一方面告诉世人,要取得手工业行会的成员资格,必须练就一门超凡的“手艺”(craft),而这门“手艺”的独特价值,无异于一套只有自己和同行才了然于胸的“艺术秘诀”(misterium artis)。因此,“master”应被更准确地理解为“匠师”。另一方面,这些“匠师”敬业爱岗,把修炼一手卓越的技艺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所以,“工作”之于他们,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饭碗”,而是一种能够给人带来尊严感和自豪感的具有道德规范意义的“职责”(officium)或“志业”(vocation)。[39]这便是后世所谓的“工匠精神”。

   克鲁泡特金(Pyotr A. Kropotkin)对中世纪的行会伦理推崇备至,照他的说法,匠师的手艺虽属秘传,但其劳动却为广大市民服务,所以是一种“公职”(amt)。这种公职不仅跟别的公职一样光荣,而且理所当然地负有“社会义务”:用料必须是“实在”的,制作必须是“正直”的,性价必须是“公道”的。[40]一些史学家的描述还告诉我们,在中世纪的环境条件下,一系列有利因素的耦合,也为产品质量监管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支持:中世纪的城市规模不大,市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没有严格区分,同一所房屋,可能既是住家,又是作坊和店铺;另外,在许多城市,同一行业的匠师也都倾向于居住在同一条街上或是相邻的区域,有的街道干脆就以匠师的职业或经营的商品命名,例如刀匠街、屠夫街、啤酒街、玻璃街等等。习惯上,每个小作坊的操作都在自家的窗前进行,所以,按行业分类聚集的空间布局,不仅为顾客提供了货比三家的方便,而且使整个生产流程暴露在邻人的目光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监督。[41]

   皮雷纳认为,中世纪的工商业规章几近完美地适合于社会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显示了市民阶级依法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出色能力。[42]只要将五花八门的手工业行会章程汇集起来,就会发现,那些涉及产品质量的条款,如原料、工具、工序、工艺、工时等等,规定之细致,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手工业行会明白,再周全的制度也难免有疏漏。对外行的消费者而言,不诚实的小作坊主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隐蔽手法是不容易被识破的,因此,为使质量管理真正落地,还必须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检查措施。在通常情况下,检查员要从匠师中遴选。他们技艺高超,能够洞察产品制作过程中的任何猫腻。检查周期由各手工业行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来确定,短则一两周,长则两三个月。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便依章予以惩处,从罚款、没收伪劣产品,直到永远取消会员资格。若是违规受罚者对行会的裁断不理不睬,行会的其他成员还有权以违反誓约的罪名传讯他,甚至以暴力手段胁迫其就范。[43]

韦伯的一个论点经常被研究者援引:“就对外而言,行会政策完全是垄断性质的。”[44]在城市生活中,手工业行会以核准执业资格的方式独占相关的就业机会,如果不是本会成员,纵使拥有资金和生产资料,也不得在该城从事本行业。这当然就意味着,一个人若是被所属的行会除名,不仅会信誉扫地,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还很可能因为生计无着落而招致社会性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行会的市场监管能够产生强大效力。但韦伯同时指出,行会政策之所以排外,从内部管理目标来看,却是为了给所有成员争取并维持平等的生存机会和发展条件。[45]其主要措施包括:严格限定每个小作坊招收学徒的数量;对本行业使用的生产工具、工艺技术和工作时间尽可能做出统一规定;以行会集体购买之类的方式控制原材料的供应和价格;等等。很明显,行会采取这类措施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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