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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更新时间:2022-05-10 23:37:53
作者: 李存山  
从这类来自理性本身的类似学说中,可见他们已经获得了西方哲学中那种理智的精细;凭着这些学说,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锻炼精神的活动。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一开始虽然美妙,毕竟过早地夭折了。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促使我们反思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兴起和衰亡。在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注重的先秦六家中,儒、道、法、阴阳四家的思想在秦以后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只有墨家、名家的名辩思潮“中道断绝”了。在西晋时期,鲁胜在他所作的《墨辩注·叙》中就已说,名家的学说“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晋书·隐逸传》)。而以后他的《墨辩注》也失传了,唯《墨子》书后来被保存在《道藏》中。

   金岳霖先生对此做了中、西哲学比较及其与近代科学兴起之关系的反思,他说:“科学在西方与希腊思想有紧密联系。……实验技术是欧洲文化史上比较晚起的,尽管对科学极为重要,却不是产生科学的唯一必要条件。同样需要的是某些思维工具;人们实际提供的这类工具,很可以称为思维的数学模式。……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也就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

   金先生的这个反思,使笔者想到张岱年先生曾经多次讲过的两个观点。他曾多次引用《左传》中的“国有以立”,指出中国文化历数千年发展而没有中断,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这个精神基础可以称为“中华精神”,集中表达在《易传》的两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先生也曾多次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出现哥白尼、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也一定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个缺陷之一应该就如金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这些古代哲学是从来没有被击破,由于外观奇特,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数不清的新儒家、新道家,不论是不是独创冲动的复萌,却决不是那独创思想的再版。实际上并不缺乏独创精神,只是从表面看来,缺少一种可以称为思想自由冒险的活动。”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哲学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下)》中讲的“经学时代”的“旧瓶裝新酒”。

   (二)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关于“天人合一”的“天”,金先生说:“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庄子·秋水》篇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此“天”即自然之天。宋代理学家程颐说:“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后者即主宰之天。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虽然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行文中往往不作严格的或明确的区分,所以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表述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是有一定根据的。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这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促进科学的因素之一,是获得征服自然所需要的力量。没有适当的自然知识,就不能征服自然。只有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利用自然,人才能使自然顺从。……实际上,全部现代工业文明,包括功罪参半的军事装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用自然手段征服自然以达到人类愿望的实例。”这主要是从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上讲,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西方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带来更大的危险。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这里讲的“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就是要克服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反对人本身的“异化”,而“人化”则是要使其服从人的目的和意义。金先生对科学和工业所产生的“异化”的批评,以及他主张“人化”的呼吁,使我们想到瑞典的空间物理学家、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Dr. Hannes Alfven)声言反对使其对空间物理的研究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反对使各国的国防部成为“大批杀伤平民部”,由此他呼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此呼吁最初见于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对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的报道,题目即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

   在金先生写于美国的《道、自然与人》一文的最后一章,即“论自然与人”章,金先生较多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相反,他们依赖于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意识提供给他们的思想是自然的力量胜过人”。这指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前现代”性质及其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它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这就是说,在现代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已经过时了,但是作为信念的“天人合一”仍有存在的价值。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

   金先生又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也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增加”。这仍是讲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由此,金先生讲到东、西方社会各有不足和东、西方文明如何互补的问题。他说,“东方社会没有解决人类的困难的问题,而西方社会同样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幸福所带来的问题”,“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后者只有当它能够对前者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成为宝贵的财产”。西方的那种“自我中心”“征服自然”的“英雄特性”,所需要的是东方的那种“谦和”的、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圣人特性”。“民主的信念,人类价值的观念,朝着生活条件平等的现实的奋斗应该与实现如下的目标相一致,即人不应该使自己脱离纯粹的自然并主宰它……为了拯救自己,他是必须要超越这些欲望的满足的。”这里强调了东、西方文化的兼容互补,也重申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中国哲学的第三特点是“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

   金先生说:“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无不特别强调良好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这些学者既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哲学家。……由于人们要过良好的生活,所以生活与政治相连结这条原则把哲学直接引到政治思想,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联系,关心政治。”这可以说是中、西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完全贯彻……然而它在中国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道家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科学、技术(应用科学)和实践智慧三种类型,他所谓的“实践智慧”在当时就是指伦理学和政治学。他认为,“实践智慧”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在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一“实践智慧”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而当代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既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我们惟有重新恢复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

   与西方哲学中断了“实践智慧”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的发展一直保持了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金先生说:“孔子本人就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那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哲学和伦理不可分,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儒家讲内圣外王,认为内在的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政治家。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这一“有机模式”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哲”字第一次在儒家的经典中出现是在《尚书·皋陶谟》,其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而“知人”“能官人”就是能够“知人善任”的意思,其目的又是能“安人”而使“黎民怀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评论先秦六家要旨时也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尽管各家的言路有所不同,但他们“务为治者也”的目的或宗旨是相同的。

   (四)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金先生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我们说的并不是哲学家的才具……我们说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

   “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所以“知识和美德”或“真与善”便成为不可分的一体。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而是“实践理性”,“实践”就意味着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庄子·大宗师》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道家的“合知行”“同真善”。《周易·文言传》说“修辞立其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儒家的“合知行”“同真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中庸章句》)“诚”就是一个“同真善”的概念,“天道”是真实无妄的,而“人道”的“诚之”就是要努力做到真实无妄,这就要做到内外一如、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这都是强调德行、言行、知行统一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若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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