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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新发展社会学的想象

更新时间:2022-05-09 11:20:29
作者: 叶敬忠  
将以广义的发展作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视为广义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具体而言,狭义的发展社会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战略、路径、政策、行动等(庞元正、丁冬红,2001:86),重点聚焦18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历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即现代化过程,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新兴民族国家”(徐新,2005:11)。而广义的发展社会学则是从普遍和全球的视角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人类社会的转型和变迁的一般性规律,包括对世界历史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社会转型和变迁一般规律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就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它从来就不限于某个专门的领域(庞元正、丁冬红,2001:86;王义祥,2004:5;徐新,2005:11—12)。

   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与局限

   从现实来看,目前发展、发展研究和发展社会学在狭义层面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在广义层面,还一定程度上停留在较为泛泛的议论上。以发展社会学为例,虽然有些学者为了学科的发展尝试推进广义发展社会学的发展,但并未能形成广泛共识,使发展社会学的现实仍然以狭义为实、广义为名。

   (一)发展社会学的狭义之实

   有学者指出,发展社会学的关注重点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演进过程,也不是欧美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而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何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刘祖云,2006:31—32)。虽然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但并不表示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和所有领域,而是主要研究18世纪中期之后的人类发展,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阶段。也就是说,当代发展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现代化过程。因此,发展社会学需要立足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虽然也可以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经验和教训,但其主要目标仍然是探讨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政策和行动等问题(张琢、马福云,2001:21—23)。

   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发展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从社会层面探讨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基本模式和主要进程。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功能包括有助于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现代化这一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转型与变迁路径,有助于确立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模式,有助于理解特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丰富社会学学科体系。而发展社会学的现实功能则包括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有助于服务现代化发展行动,有助于建立现代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吴忠民、刘祖云,2002:16—19)。

   (二)发展社会学的基本定位

   由此可见,目前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现状和学术现实基本是以狭义的发展为对象,从社会学较为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视角出发,关注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焦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核心主题。换句话说,目前的发展社会学就是利用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和技能,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分析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实践等社会学问题,以更好地服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找寻适合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周运清,2003:5)。因此,目前的发展社会学,至少是国内的发展社会学,基本局限在狭义发展社会学的范围之内,其定位和价值取向非常明确、具体,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1)将发展与现代化等同;

   (2)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3)将现代化作为研究主题,且主要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

   (4)将探索现代化进程、寻找现代化之路、服务现代化进程作为研究的效用价值;

   (5)围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议题,形成了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由于现代化是狭义发展社会学的核心主题,因此需要对现代化做个界定。但是,学术界至今并未能够形成具有共识性的关于现代化的学术定义。罗荣渠是中国系统深入研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他指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罗荣渠,1993:16—17)在庞元正、丁冬红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中,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涉及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现代化包括经济方面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文化方面的世俗化以及市民生活方面的变化等。”(庞元正、丁冬红,2001:460)

   (三)发展社会学的经典理论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该理论基于欧美发展模式和社会变迁、社会进化论等视角,旨在通过传播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和照搬照抄欧美现代化发展道路来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该理论认为,社会进化分阶段进行;欧美是现代社会的典范,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欧美那样的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庞元正、丁冬红,2001:460—461;景天魁等,2011:65)。可见,现代化理论建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简单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种急剧变革下的断裂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具体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性(张琢、马福云,2001:75;景天魁等,2011:73)。该理论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他国家面临同样的发展问题,其今天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前的昨天(张琢、马福云,2001:77)。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强调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和结构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和参照体系,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学习和接受这些方面,因此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张琢、马福云,2001:74—77;徐新,2005:309)。此外,现代化理论在既高度抽象又过于简单的层次上研究问题,缺乏过程阐释,忽略了经济增长中多种因素作用的历史分析(韦伯斯特,1987:39)。

   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未能够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反而遭遇发展危机,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拉美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怀疑、反思、批判现代化理论。他们基于对拉丁美洲经济复苏计划破产的理论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依附理论(徐新,2005:316;刘祖云,2006:39)。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围—中心”不平等关系或依附关系是他们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张琢、马福云,2001:80)。该理论的研究重点不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走向现代化(徐新,2005:319)。该理论虽然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弊端,但并未指出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具体途径,并不能对一个国家摆脱低度发展提供任何帮助,所提出的与发达国家“脱钩”的方案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纸上谈兵”(周长城,1997a;付少平,2008:102;景天魁等,2011:101)。

   20世纪70年代后,东亚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均出现衰退,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受挫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张琢、马福云,2001:95;徐新,2005:324)。在此背景下,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学者构建起世界体系理论,将分析单位从个别国家或社会扩展至所有国家形成的世界体系,以考察由中心、边缘、半边缘三个部分组成的世界不平等关系(徐新,2005:326—327)。该理论说明了世界体系是一个动态模式,却忽略了具体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发展道路;强调了世界结构对国家发展的外部强制作用,却忽略了国家的能动作用;关注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却忽视了16世纪之前的世界;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却忽略了其他类型的世界体系(周长城,1997b;张琢、马福云,2001:104;付少平,2008:117—119)。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未能对复杂的世界发展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新发展社会学的定位转向

   无论从研究的主题、对象、价值还是从已经形成的三大理论来看,狭义的发展社会学都呈现出显著的局限性。尤其是,其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和经济发展主义色彩影响了发展社会学本身的解释力、适用性和公信力。第一,狭义的发展社会学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与路径、制度与规范、价值与理念作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参照,缺乏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无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经济形式的多元性。第二,在西方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旋律,并毫无争议地成为其政府的目标、大众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而当“经济增长”被人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作为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唯一目标,且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的时候,“发展”就演变成了“发展主义”(叶敬忠,2015:37)。发展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先决条件的重要信念。这种信念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从而使发展主义成为后发国家遵奉的统领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以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途径(许宝强,1999,2001:1—2;杨寄荣,2010;叶敬忠,2010)。在发展主义的价值和目标的引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工业化模式,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其结果并没有真正实现发展,反而导致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耗竭、环境恶化、道德退化等问题(景天魁等,2011:11)。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族群在历史长河的各个阶段形成了各种各样改变和改善生产生活的实践,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深度的生计生存智慧和深邃的实践行动逻辑。但因为狭义发展社会学的西方现代化膜拜和研究主题的历史局限性(即主要聚焦18世纪中期之后的现代化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和历史各时段内人们创造的丰富而多元的实践智慧未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尊重、传播和运用。

可以说,狭义发展社会学已经遭遇严重的现实挑战,学术研究视域十分局限,特色特点不突出,学科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目前的发展社会学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丰富多彩的地方发展实践、时有发生的地区发展冲突未能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未能充分推进发展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行动效用。在此情况下,发展社会学需要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的时空设置以及发展社会学的价值取向和基础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并在这些基本定位上作出相应的转向。其实,从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产生的那一刻,这种改变的需要就一直存在,只是原有的那些努力尚未形成共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转向并不是与既有的发展社会学进行完全的切割,而是在发展社会学的传统之上进行创新和拓展,以应对已经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发展现实,借此促进发展社会学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作为这种改变的结果,发展社会学可以逐步进入新发展社会学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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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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