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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顺:形而下之道: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论刍论

更新时间:2022-05-09 10:57:10
作者: 高福顺  

  

   摘要:对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与研究范式,中国边疆研究者应以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秉持哲学思辨的态度与科学实证的研究精神,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在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自我理论体系视阈下,凿空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呈现出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领地与疆界。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 自我认知  科学实证 人文关怀 研究范式

  

   19世纪以降,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爆发与加深,中国边疆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渐次掀起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第一次研究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研究高潮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边疆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与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重点的研究格局形成,以及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学术理路为标志,正在掀起第三次研究高潮。“这三次研究高潮,背景虽然不同,但在学术理路上殊途同归,即都有三个来源:古代传统、西方理论及现实实践。”对于三次研究高潮的渐次出现,李国强评论说:“它们之间至少有三个共性:一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学术起点都来自于边疆历史的反思;二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目标都源自于现实的需要;三是三次边疆研究高潮都加速了边疆研究理论内涵的拓展、研究结构的再造、学科体系的转型。”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掀起过程中,除边疆史地的科学实证研究外,在关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价值取向,为构筑中国边疆学为“显学”创造了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无论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确立,还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笔者看来,应着力于两个层面:一是着力中国边疆学内容与体系的系统构建;二是着重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且有可行性的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方法论。关于古代中国边疆史的形而下之器,即研究方法与路径已做专文讨论,本文拟从形而下之道的视角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认知略述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建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自我认知体系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边疆区域出现新变化,以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介入,尤其是海外学者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汉族中心主义观和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与现实,力图解构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构建各种重新阐释古代中国边疆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在此意义上说,加强中国学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边疆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已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刻不容缓的任务。邢广程指出:“从我国边疆演化的历史、我国边疆现状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全面、深入和客观地加以研究。从我国陆疆和海疆两大空间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对陆疆和海疆的历史演化进程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研究。”如何对古代中国边疆历史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形成令世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如何构建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话语体系,有关古代中国边疆涵义的阐释与实践就显得愈发重要,是以从古代王朝国家至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学术理路,还是以从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的学术理路,来构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当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者必须回答的颇为“微妙”的历史问题。故此,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者来说,持什么样的立场,择取什么样的视阈,采用什么样的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就成为必须直面思考的旧问题与新概念。在笔者看来,要解决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困境,其出路就在于如何把握古代中国边疆理论的认知、实证与人文关怀三个层次上的“形而下之道”,即如何理顺理论认知是科学实证的必要手段、科学实证是理论认知的终极结果、人文关怀是理论认知与科学实证的价值取向之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关系。

   1.加强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认知的反思

   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理论之内涵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开展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它既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提供学术理念与分析方法,促使古代边疆研究者从成千上万的纷繁多维的边疆物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头绪,准确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本质,又可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者从客观描述边疆沿革的实态中解放出来,超越边疆沿革的表面物象,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性的观念与独立的学术理路。因此,中国边疆研究者对于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成就的大与小、认同度的高与低,关键在于是否确立了正确的边疆观念与研究范式,使古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由遵从逻辑思维的自洽,升华至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边疆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与关联性,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严密的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体系。

   回溯中国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具有了边疆意识、天下观念,《国语》《尚书》所记录的“五服制”就是“从一个政治中心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程度的管辖和不同地区对一个政治中心承担不同程度义务的角度着手认识边疆的”,边疆与中央(核心区)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商时,商人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边疆意识与天下观念愈加强烈,其边疆概念内涵趋于具体、明确。周时,周人明确提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从周人所描述边疆的物象观之,周人的边疆意识与天下观念已相当明晰,且具有准确的地理方位与区域。在此基础上,周人为了达到边疆治理的目的,还设置了“象胥”之官,“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可见,周代的边疆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周人社会活动中的常态。古代中国边疆的理论认知,经过春秋战国的洗礼,秦汉大统一局面的淬炼,已基本确立,如天下观、华夷观等已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基本准绳。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关‘天下’的叙述不胜枚举,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不厌其烦地构建及完善‘天下观’思想体系,一朝又一朝的政府都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天下观’来进行制度建设,从而巩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天下观不但是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问题,更是了解古代中国何以能够维系广阔疆域的关键。”故此,如何理解“天下观”的内涵,王小红等认为:“先秦时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周代以来,通过几部经典文献,中国思想家们建构出了中国式的、具有一元等级世界秩序特征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以客观地理空间为基础,以华夷之辨为依托,以王道天下为指归。‘天下观’不仅成为中国历代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也影响了历代中国王朝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政策,并成为中国式世界秩序——天下体系的思想基础”。就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客观研究古代中国边疆问题不能回避的关键所在。

   考察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地理空间,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天子统治的理想状态下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无限性,如《中庸》将“天下”理解为“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之区域,其边界十分模糊。二是强调天子实际统治地理空间的有限性,如《礼记》曰:“君天下曰‘天子’。”汉郑玄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此云天子统治的地理空间不仅包含实控区域,亦覆盖至“四海”。所谓四海,《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又《周礼·职方氏》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在笔者看来,《礼记》《周礼》所言的天下地理空间又相当明晰,乃天子统治所达之区域。在古代中国社会,理想状态下的“天下”观念与现实状态下的“天下”观念在历朝历代统治者所秉持的天下观念中常常相互转换,这使得当今学界对其认知亦出现了不同看法,现兹举四例:李大龙说:“狭义的‘天下’乃是指秦统一以后中原地区的郡县区域为核心,是皇帝政令可以直接实施的范围,在众多史书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大赦天下’即是此类。广义的‘天下’则是以‘夏’的居住地为中心,包含了更广阔的‘夷’的分布区。”尹建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天下观’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只是说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前提之下,是将周边的蛮夷戎狄都统摄于理想化的‘天下’,从而‘德化被于四海’,还是以现实统治地域为‘天下’空间范围,在华夷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边界的问题。”何新华说:“古代中国‘天下观’中包含的‘天下’、‘畿服’等空间概念,并非是实体概念,而更多地是一种观念构建,这些空间概念其含义虽与古代中国所接触的实际地理疆界相关,但它们不必一定要与实际的地理方位、地理范围相吻合。‘天下’、‘四海’等概念没有准确的空间范围,更无地理疆界中实际的对应物。”张文说:“天下观只是一种观念,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一旦中原王朝面临强大对手的挑战,其间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由于传统的天下观影响深远,甚至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尽管从现实角度可能会有一些让步,但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往往不能对边疆政权予以正式承认。”从上述四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天下观认知不难看出,中国边疆研究者对“天下”观念的认知尚未趋于一致,更不用说“天下”观念具体到历朝历代的认知实态。在中国学界如此,在域外学界亦如是,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在阐述日本学界对中国“天下”观念认知的学术史时指出:“关于‘天下’这一词语的内容,在日本的研究者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天下乃是超越了民族、地域并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世界,或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帝国概念之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九州,将其理解为处于强力统治权下的‘国民国家’概念。”总体说来,“天下”观念的认知还需要给出更加准确的描述,不管是理想中的天下观,还是现实中的天下观,甚至具体到历朝历代统治者什么时候使用哪种政治涵义的天下观都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深入研究,砥砺打磨,力求臻于至善。

   华夷观亦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与边疆互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关华夷的生成,《礼记·王制》给出的阐释是:“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由此观之,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才是华夷观产生的内在因素,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二元结构族群体系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华夷观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华夷一统”论,也就是贯穿古代中国历史始终的“大一统”观念,强调华夷一体秩序;二是“华夷之辨”论,也就是古代中国君臣时常谈论的“区隔华夷”观念,强调华夷多元特性。在“大一统”与“区隔华夷”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又衍生出“华夷之变”论,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华夷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由夷人可变为华人,也可由华人变为夷人。所谓“汉化”“儒化”就是夷可变华,即“用夏变夷”论。所谓“胡化”就是华可变夷,即“用夷变夏”论。

考察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华夏”与“戎夷”这一组相对概念,始终贯穿于古代中国社会,华夷观念可追溯至上古华夏族共同体形成之际,而华夏族“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壮大于周”。夏朝虽然建立了“家天下”的统治方式,但并未实现统一,他的内部与周边存在着众多保持着一定实力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有穷氏、有虞氏、商部落等族群共同体。不过,夏启利用经济文化优势,举行“钧台之享”,目的就是“皆所以示诸侯者,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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