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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一个重要的接榫点

更新时间:2022-05-09 10:49:44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这其实是被权力的那一方代表的全体,而没有权力的那一方,就代表着你的个别性,所以你的个别性必须要牺牲掉,这一点我认为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公民社会所应该有的。所以我认为大陆在发展的过程里,就是从一个无私性的道德,开始真正正视、知道「有私」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就是正视每一个「个体性」的道德。我认为这个发展是必要的,台湾也就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慢慢取得一定的平衡,慢慢发展出来,就这一点来讲,台湾基本上是经过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是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顺适的过程。

   在这过程里,如果台湾的文化传统,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加上西方传进来的基督宗教传统,以及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化土壤,做为人们的心灵积淀,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使得整个台湾地区的人民,能够有非常好的调节性力量,就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发展出来。台湾的公民社会,虽然我们现在从电视上看到,你会觉得台湾好像很乱,其实不是,这是台湾的政治和媒体乱,但是台湾基本上相对很稳定,大陆到过台湾的学者,都对台湾的社会有非常高度的评价,这是台湾的社会充满着爱心,这样的理解,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儒、道、佛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其它几个文明重要的传统,给予台湾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是非常肯定的,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强调的。

   因为这样,我们来看待人的可堕落与否,就会很平情而论,也就不会太强调人的主体自觉的绝对优位性。人的主体的自觉,总的来讲它绝对重要,但是你不能够说人如果能主体的自觉,一切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自觉是做为一个最重要的起点而已。而如何能够主体自觉,良知当然是最重要的自觉,良知最重要的是「觉」与「健」,这是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所强调的——觉醒和刚健不息。但是如何能够「觉」与「健」呢?如何能够觉醒?如何能够刚健呢?而良知不会放假呢?良知不会偷懒呢?良知不会躲藏起来呢?我想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可能性,你给它可能性,它就会好好地、很自然而然地这么做,我一直强调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在合理的公民社会里,在恰当而有人性、温馨的状况底下,人在这个生活世界里面,人是平等的,人是互动的,人是融通的,人是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觉得儒学的发展,会更稳当,不必有太多的口号,太多的高调,它自然而然地,就发展出来,而且他也会谦虚地认为只是诸多文明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而已,不会再强调它是最重要而且唯一的,我想不是那个年代的,它应该要努力的是,如果我要强化我的重要性,我必须要有更多人去参与它,更多人去从事它,而且更尊重其它不同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年代,会慢慢来临,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大陆目前正在整治电视、网络、电台、报刊上的「低俗化」现象,而台湾的《康熙来了》、《台北红楼梦》等节目的话题似乎无不与性相关,属于大陆所说的「低俗化」,您如何看待这类「低俗化」文化?

   答:低俗也是世俗,但是在台湾我想慢慢有一种能力,通过社会的力量,去处理低俗的「低」与低俗的「俗」,也就是说大家在心里头有个分寸,都知道它是低俗的「低」,所以大家不应该那么重视它;知道它是低俗的「俗」,它还是有一定的观众,既然有一定的观众,你就不必去禁止它。就它的「低」来讲,你就不必太在意它。所以我认为就以大陆来讲的话,以目前来讲,仍然需要去整治电视、网络、报刊上的低俗化现象,而且还可能必须花很多气力去整治,不过就台湾来讲的话,我认为政府已经不太需要,台湾所应该的是,政府只需要稍微去调理一下,而让更多正面的力量表彰出来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基本上台湾已经不是政治去控制社会,不是政治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去调整社会本身并引导政治,这一点是台湾与大陆很大一点不同的地方。

   问:您讲「哲学不只是一种纯理的思考,它涉及到整个人。」当年郑家栋做「蛇头」被拘事件发生后,陈明、徐有渔等人认为研究儒学并不一定要以儒学的标准要求研究者,您是怎么评价这一事件和这一说法的?

   答:我的评价很简单,这些人我都认得。就以郑家栋事件来讲,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当法官犯了法,不一定意味着法律的尊严已经完全的失去了,不一定意味着不需要法律了。当儒学的研究者,或自诩对儒学有承诺的人,相信儒学的人,或者作为儒学的传教者,即使他违反了法,或者违反了儒学教义本身,儒学的教义或者儒学的理论并不因此就倒台,这点我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得很简单,而大陆之所以会这样看待,会把这个问题拉在一块而认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认为这样的话儒学就垮掉了,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现实的。这基本上也是因为他把一个儒学的研究者或推展者以及信仰者当作儒学本身,这其实应该区隔的。神父还俗了并不意味天主教就要倒台了。一个神父没还俗而做出越轨的行为,也不意味天主教就倒台了,甚至一个神父杀人,也不意味着天主教就要倒台了。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不应该是问题的。更何况郑家栋,我想他所行所事只是在法上违反了,而在道德上并没有这么大的瑕疵。这个地方我想是可争议的,这当然也牵涉什么叫道德。这个部分我想该留有更多争议的空间。

   问:您说现在「不是从内圣怎么开出外王,而其实是从外王重新调节出一个新的内圣」,如果要依外王开出内圣,儒学不再是着眼要生发出现代化,而要依现代社会来做自我调整,能告诉我们这一内圣是什么?是您说的公民儒学吗?

   答:对,的确是「公民儒学」。我并不是说由外王生出现代,也不是说由内圣开出外王,如果硬是要说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外王如何开出内圣,我就藉用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论式来说:「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而互为体,交与为用而互为用。」内圣为体,当然可以开出外王之用;以外王为体,也可以开出内圣之用。它是交与为体、交与为用的、互为体用的。我的意思是说在外王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我们进到公民社会了,公民社会整个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制度、处理的方式,以及整个人的生命脉络,与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这个翻转就是我们已经在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学习过程里,我们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化之后的社会的学习过程里,或者在大陆的一个崭新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什么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有争议的。不过它实际已经在发展了,不过在这发展的过程里,人的生命状态如何理解?人的修行修养的方式如何重新来处理?这牵涉到所谓内圣,而这样的内圣,当然是从外王回过头来处理。就好像台湾就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面,我想所有的人都可以慢慢地理解到,公民这个概念与儒家的君子概念是不同的。但是做一个公民意义下的儒学,这样的公民儒学,与原先传统社会下的君子儒学,是不是相互违背呢?其实不然。它是重新的转化、重新的调节发展而已,所以我认为这问题是这样发展的。

   问:您说以前人们所思考的「中国文化传统是否妨碍现代化」这一问题是个虚假的问题,并说这是犯了一种方法论上本质主义的谬误,因为这种思路认为文化有一个固定的本质,而那些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不能发展出民主与科学,因此只要全盘西化就得了,当然,你批判这种思想,认为只有把这个本质取消掉,才有一番新天地,一个新发展。照您的说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正犯了您所说的“毛病”,那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精英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呢?

   答:没错,五四就是我说的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的一种思考,反五四者一样的也是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的思考。那个年代一窝蜂的几乎有一大半,不只一大半,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几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思考,这是一个时代,带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而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评价它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方法论上的非本质主义的思考,它是这个历程发展过程里。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去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它是有一个触动的功能,引发的功能,有一个重新开启我们如何去与传统对话、与现代对话的功能,而以前是有一些走偏了,离开了这个途径,离开了正途。现在我们去重新看它的时候,其实千万也别落进去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而彻底的又把他们打翻说那毫无价值。不,五四有其价值,它的价值就是在历程里头,它扮演一定的角色,虽然也是过头了,导致非常严重而不好的发展,而导致千万人遭殃。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维持新的发展可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我们应该正视他的启蒙性,正视他的可贵,它开启的文化的互动与融通的发展可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看待它的时候,我想我们这时候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但是它并不是所谓的「新五四」,他是一个「后五四的年代」、「后新儒学的年代」,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总结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台湾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旧世纪的扬弃和新世纪发展的可能,而中国大陆这二十年来,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很重要的过渡。这个过度我想中国大陆应该要用十年、二十年,我认为应该有更恰当的方向而不必重蹈覆辙,在那里花太多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用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只要我们发展个什么就可以发展出民主、发展出科学,这种思考是不对的。

   我尽我之所能,在我所专业的领域里好好地去做我能够做的工作。落实在生活世界里,与广土众民结合在一块,在自己的学问性传统里,在自己的经典教养里,提出自己的诠释与见解。并且用开放的胸襟,接纳各种不同的文明,接纳各种不同文明的诠释者、发扬者,而有更多互动和融通。在这样共生共荣共存共长下的交谈互动下,我认为新的文化运动会有新的可能。当然,大陆目前来讲与台湾不同,因为台湾的整个文化基底是比较深厚的,它的交谈互动已经达到可调解、可融通的机制,而中国大陆恐怕还没有这样,所以它可能会有偏激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讲,我倒是肯定「中央调控」的重要性,也就是在发展过程里,不只是经济要中央调控;我认为在一个文化发展过程里,仍然应该要有一个中央调控,不过这个调控的幅度、强度,那各有不同。经济上如果是「强调控」的话,我认为文化上应该是「弱调控」,这个调控应该是给出更多空间,给出更多可能,而不是太强烈的参与,甚至干预。

   我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整个中国大陆在两岸和平的基础条件下,再发展个二十年,我认为整个东亚的和平是能够稳定的,而东亚的和平稳定,使人类的和平能够稳定。因为整个基督宗教的文明,以及以基督宗教为主的文化传统,其实目前面临到极大的危机,这早在杭廷顿「文明的冲突」里头已有这个呼声,站在杭廷顿的观点,也就是白人的观点,他当然认为是危机,因为基督教的文明不再能够取得优先的地位了;但是在我们的观点来讲,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交谈年代的来临。而我认为中国文明,东方文明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的东方文明的更多互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与西方文明做更多互动,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与伊斯兰文明一向有非常良善的互动,包含犹太文明,这一点我想是中国文明里面非常可贵的部份。

   我们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华人将会扮演在人类文明里面最为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台湾海峡这一岸的台湾,在原先它是扮演着为整个中华民族接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一个受过、受罪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我们这个民族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而目前,它也有幸能发展出这样一个现代化,有这样的民主,有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全华人的光荣,也是台湾人重要的努力。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它,并且鼓舞它,你去重视它、你去鼓舞它,将会使得台湾人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有更深层的认定,而在认定底下,将会保障两岸发展出更美善的和平,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也就此感谢陈占彪先生,您花了很多工夫,提出这十六题,我做一个精要的回答,我的回答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

  

   (整理者: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苏柏诚、杨雅婷、郭宗彦等,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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