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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一个重要的接榫点

更新时间:2022-05-09 10:49:44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它如何起一个调节性的作用,如何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里,它起一个调节性作用。就此来讲,它与道、与佛,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这一点在台湾表现得特别清楚。譬如说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证严上人的《静思语》,大概有非常多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已经渗透到里面。其实,这么说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儒、道、佛的思想从魏晋时候就已经开始融通,到了隋唐的时候又融通了一回,到了宋明的时候融通得非常彻底了。到明代中叶,有所谓「三教统论」、「三教同源」,三教在历史上当然不同源,但是就它可融通性,那时候已经完全被证成了。在整个华人的文化传统里面,三教已经生根了,它与斯土斯民,广土众民整个生活世界是密切结合在一块,这在台湾是非常清楚的。

   譬如说以我的家为例,我们每年都要贴春联,而春联的横批就写着「礼佛学道常儒心」,而且是我父亲写的。这正代表了几乎整个台湾民间传统下,有祭祀祖先、祭祀神明,祭祀佛教的菩萨。例如说家里会有观音大士的神像,会有土地公,会有祖先牌位。有一副对联最能够表现儒家与佛教完全融通在一起的,就是我常引用到的「佛力永扶家安宅吉,祖宗长佑子孝孙贤」,佛的力量永远地辅佐你,使得你家安宅吉,祖宗长佑子孝孙贤,这不是把儒与佛完全结合在一块了吗?这在台湾民间非常明显,而儒与道本来是同源互补的,儒与佛又如此结合在一块了。三教里头,儒与佛虽然不同源,但这个互补在民间是非常清楚的。它成为非常重要的调节性作用,使人身心安顿。当然,儒学更强调对这个社会采取一积极性的参与,儒家讲「参赞天地之化育」。儒学更强调入世,更强调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如何让人能够平等,如何公平,在世俗上它要求公平,这与道与佛不太一样。

   道与佛基本上,它所求的是更高一层的道德与宗教,儒学虽然强调道德,但是儒学道德必须落在正义上说。正义所讲是现实的,是公民社会说的正义,因为正义强调的是「公平」这个概念,而道德强调的是种「生长」的概念,宗教强调的是「奉献」,这三者是不一样的。儒学参与到公民社会里,它应该更强调的是正义这个概念,这一点是我所强调的,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认为儒学不只是现实功用性,儒学有它更高的那个层面,这个部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整个文化发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儒、道、佛三教融通。

   关于我身上的佛、道教成分及如何调适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完全不成问题。我的母亲就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每天看着我的母亲,早课、晚课加起来时间大概有三个钟头,但是我母亲所行的也就是儒家的道理,也是道家的道理,也是佛教的道理。我想不只如此,包括台湾很多的佛教徒,甚至包括台湾最重要的佛教领袖,证严上人,她也是儒、道、佛都有,譬如她的《静思语》里面,我刚刚讲了,有不少受儒与道的影响。譬如说去年2007年,慈济功德会就订定为「克己复礼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出自《论语?颜渊篇》,这很明显就是儒家的义理,但我觉得他仍不妨碍做为佛教的内容。佛法不离世间法嘛!台湾的佛教是人间的佛教,它强调的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志业。它们所行的,很多是儒、是道,但这与佛教所强调的道理,也是结合在一块的。因为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其实是可以包容儒与道的,当然儒如果继续发展,是不是也可以开启像道、像佛那么高的形上理境,当然也一样可能。就我个人来讲,我强调儒、道、佛三教互动融通,共生共存,共长共荣,我并不强调儒教是做为儒、道、佛三教里面的最高的圆教,我不认为道与佛只是一个偏至型的宗教。我认为儒、道、佛都各圆其圆,而且不只如此,我认为几乎宗教也都可能成就一套圆教系统,各圆其圆。这地方,我认为是一个互动融通、宗教对谈的年代,所必须要发展出来的一个向度,这一点是重要的。我想这一点,目前大陆还会有很多朋友,在争议儒、道、佛中间种种相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这些争论并不完全没有意义,但这是争论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终点。

   问:儒学热应当与当下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关,您如何评估目前大陆的道德状况,如果与以前相比的话。

   答:大陆目前的状况如何,我并不完全知道。但是,从这十年来,非常强调道德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恒言其所不足,那么强调以德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无德呀;而强调以法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不守法。那么,为何会无德?为何会不守法?我认为也不是那么无德,只是在发展的过程里,目前从原先的共产主义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的社会,目前已经开始转化成改革开放,既为改革,它就变动了;既为开放,它不再是原先封锁的,所以它已经在逐渐转化的过程,从原先的「公有制」慢慢过渡到「私有制」;从原先的整个国家的一个控制的经济,慢慢走向了一种所谓中央调控,其实已经慢慢走向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这个市场经济已经大到难以掌控的状况。

   须知:公有制之下人的存在,与私有制下人的存在,状况是不一样的。在公有制、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公有制之下的人这样的「自我」概念,与一个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现代化社会下的个人的自我,这自我概念是不同的;连带地,他们的道德实践方式也是不同的。我认为在这个过渡期里,原先共产主义所主导的社会主义之下的那个公有制下的那无我的自我,那样的一种道德,其实已经不符现代使用。从一个「无我的自我」,过渡到一个「有我的自我」,整个道德伦理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整个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的伦理学来不及面对这个变化,整个中国大陆在发展过程里,必然会出现问题。我认为不能够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就比以前低落,而是说现在道德状况,其实与以前的道德状况,它的评估起点已经不同了。在这个转化过程里面,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足点,恰当的评估点,与如何重新建构现代的道德,也还没有找寻到这个恰当的起点。这个部份,我想是很多大陆的学者朋友都在努力的。

   问:在「原子社会」(一种非熟人社会)里,道德如何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如何保证?你对儒教之于道德培育和约束的有效性有多大把握?我们又将如何进行道德建设?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通过理论去说明就可以了事的问题,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过程。套用一个术语「摸着石子过河」,只能一步步往前走,好好重新调节。这还是可以说的,在一个非熟人社会里,道德最重要的是必须放在一个法律契约所构成的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普遍性来谈,它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私下的交往与沟通。它并不是原先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考,也不是原先由一个威权掌控下的社会,由威权者的道德实践,从那里来落实起。它其实必须通过交谈、互动,必须落实到生活中来,让每一个个人知道他如何成为公民,什么是公民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如何唤起自己的个体性与那个公共性,与普遍性之间的那个张力的一种觉醒。这张力的觉醒,如果够的话,那么这问题就会从目前的状况,日趋平稳,而慢慢生长。当然,你会问,如何是充分的张力觉醒。这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交谈互动,必须好好去反省原先中国传统文化那个社会特质是什么?到后来共产主义彻底专政而统治的那个年代,以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状况下,它那个特质又是如何?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发展已经到甚么程度了?它的特质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我们可以发现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地强调儒教有甚么核心性的概念,能够来做主导,而是强调儒教、儒学有何核心性的概念,可以落实在生活世界里头生长?而如何生长?它必须多元互动、融通,与其它各种不同精神文明更多交谈对话,共生共荣这样来生长。儒教若有益于道德的有效性,其实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来说的。如果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去重视《论语》这样的儒教典藉,我们大可以说,应该对它有更高的信心,因为整部《论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孔老夫子与他的弟子,与当时的贤者,与当时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它是一种交谈,一种对话。这种交谈对话的经典,不同于基督宗教的启示经典,它非常强调彼此的互动与融通,一种对等的互动与融通,就此来讲道德建设是恰当的。其实,道德不是个约制,道德不是限制,道德也不是强制,道德强调的是「生长」,一种彼此互动融通下的共生共长。我认为,即使原子社会,非熟人的社会里,道德仍然是重要的。它其实还是必须回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融通,人不能够只处于作为一个封闭的单子,因为原子社会之下人的互动融通,它还是真实的。但是,你放在公共性里面,人是一个个原子,这里有两层,这两层必须要有更多的交谈,更多的理解。

   问:「人是一个可堕落的存在」,他的「可堕落性」正是隐含了他的「可超升性」,他的「可受诱惑性」正隐含了他的「自由自觉的可能性」,你看到「可超升性」向上的一面,那么,看来「可堕落性」与自由有关,那你如何看待人的「可堕落性」一面?

   答:「可堕落性」就隐含着「可超升性」,我曾经花了一些功夫去诠释《圣经》的第一篇〈创世纪〉,是关于「可堕落性」本身隐含他的「可超升性」,他的「可受诱惑性」就隐含着「自由」与「自觉」的可能性,这是连在一块儿的。如同佛教所说的,这「一念无明法性心」,一念既是无明,也是法性。也如同孟子所说的,人的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所以孟子一方面讲心善论、性善论,性善论是就性说,把心提到「志」,「志于道」的「志」,心有定向,是就心的「定向」去说性善论。但就心本身之所发,这个意念来讲,这个「意」它可上可下,往上为「意志」,往下为「意念」,所以这个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向」。

   这一点,我是觉得孟子照顾得满好的。当然,他强调「士尚志」,强调读书人必须要立志,要以道德的理想为目标;但是,他非常照顾平民百姓;而照顾平民百姓,就是要让他们衣食无虞,才能安身立命,所以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回到你所提的这个问题上来说的话,其实「可堕落性」与「自由」有关,可堕落性就隐含着一个可超升性,这前面已经提到了;而可受诱惑性就代表着自由自觉的可能,一个自觉的可能的意思,这「可能」的意思就是「也可能不自由不自觉」。「自由」的特质就是他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觉」这个字,他也可能「不觉」。「觉」的话,「一念觉即是圣」,一念无明、「一念不觉即是凡夫」,就人来讲,都有这两面性。

   我一直不断强调的是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场域,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活世界,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可贵是在一个法律契约的公共性、普遍性底下,人必须按照着这个法律的、契约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来过活,必须要遵守。你做为一个人,做为一个natural being,做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进到这个社会里,你做为一个「社会的存在」(social being)。就这个状况,你才能够说人做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而这个道德更往上提,提到最高,你可以提到那个道德的理想人格之为何,但是做为一个人,做为一个公民,做为一个世俗社会下的一个公民,这个公民是最基础的。

   我认为不管是可堕落与否,其实最重要的是强调我们是否可能建构一个良善一点的制度,在一个公民社会底下,人们自觉愿意做为一个公民,而让自己更能够安身立命,而做为一个公民,他必须衣食无虞,他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必须受到保障,而不是唱高调地强调如何地无私无我,如何地为一个全体如何如何,而是更强调与清楚地知道公私分明,在公私分明底下,这个个体性可以获得保障,而「公」的公共性与普遍性,也因此能够获得成就。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原先只强调的「大公无私」,而是强调「大公有私」,有私有公,公私分明,让「私」能够获得恰当的安顿,同时「公」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就能够真正获得保障,而且能够真正好好地被建构下来,我想这是我非常强调的,我认为公民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公民社会下的儒学,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儒学,那不再是原先帝王专制底下、威权体制底下、父权高压底下、男性中心底下,非常强调要人民无私无我地去成就那个全体,而谁代表那个全体呢?就是父权、君权、夫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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