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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迷信与秩序:从康熙帝的灾政理解国家的起源

更新时间:2022-05-09 10:25:11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当有人不再相信公正,并横行残暴、为非作歹、奉行传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等观念,社会怎么制止呢?“末日审判”的威慑如何兑现?事实上,善人也可能因天灾落难,恶贯满盈者反而可能安度余生。针对这些挑战,人类早就发明了一系列迷信:“苍天有眼”“做这种事,要被雷公劈死”,等等。这就需要人们广泛接受迷信,也是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之意,正是这些迷信的威慑力使礼与道德秩序有了可能。没有迷信,就难有道德秩序,所以朝廷需要扩建天坛、地坛等各种神坛。

   通过在观念层面增加行善的收益、抬高作恶的成本,迷信使道德治理秩序有了基础。然而,迷信达到这一目的的渠道还不止于观念,也会通过具体刑法。前文说到,古代中国的行刑要随天意而定,在现代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司法行为也要依赖神的旨意。在欧洲,法庭可能把嫌疑人扔到河里,根据浮沉的结果判案,如果沉下去,就说明有罪;同样是欧洲,司铎会让嫌犯光脚走过火红的烙铁,根据其是否受伤做出最终裁决;在非洲,部落首领会让嫌疑人喝下一种配方神秘的液体,是否能洗刷罪愆,取决于嫌疑人最终是否中毒。今天,我们也许觉得这种“司法”愚昧而野蛮,不仅无法分辨清浊,还会误伤无辜。然而,有迷信观念做后盾时,这些断案法的准确率可能高于我们的想象。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在当时的非洲,人们都相信首领是神灵的化身。如果所有人都确信神可明断忠奸,而又清楚了解溺水的苦痛、烙铁的灼烧或神秘液体的毒性,那么威慑之下,有罪者和无罪者的最优决策大不相同:对于前者,为何不直接认罪,还要多吃一道苦?对于后者,既然自己清白,那神灵必然会庇佑自己。通过观察嫌疑人接受神断时犹豫的程度,法官、司铎或部落首领即可断定嫌疑人是否清白。接着,通过操纵神判的类型和严酷程度,他们可以精准地实现惩恶扬善的目的。

   由此看到,虽然迷信不能消除风险,基于巫术的王朝必然内含不稳定性,但是当社会广泛接受迷信,王朝统治和道德秩序就有了相对低成本的基础,国家就不仅能起源,而且治理与维护变得可行。也就是说,迷信带来社会秩序,秩序使未来预期更加可靠、违约风险降低,纠纷和冲突就会减少,暴力和战争的频率也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到周朝,暴力和战争还是很频繁,但跟远古时期相比,周朝应该进步很多,其暴力频率应该大有下降。可惜到目前还没看到对商周时期暴力程度的量化研究,但据平克对其他社会的历史研究的汇总, 到 19—20世纪,在还没形成国家的 27 个原始社会中,平均每 10 万人中一年有550~650 人死于战争,而 20 世纪的现代国家(有政府的社会)里,每 10万人口中一年大约有 60 人死于战争。因此,具有现代政府的国家跟还没建立政府的原始社会对比,战争死亡率相差 10 倍。另外,平克注意到,根据出土的尸骨判断,在近代澳大利亚、菲律宾、南美洲还遗留的无政府社会(要么是狩猎采集原始社会,要么是半农耕社会),死于暴力(包括战争和一般暴力)的人数占比为 24.5%(即每 100 人中最终有 24.5 个会死于一般暴力和战争),而即使在战争不断的 17 世纪欧洲,死于暴力的人口占比也只有 2%。可见,虽然王朝国家的合法性源于迷信,但巫术王朝建立的秩序也是秩序,使跨期互助合作比以前牢靠,开启了文明化进程。

   当然,迷信化解暴力的通道不只是通过“天子”建立国家的统治权威,还可以通过促进产权秩序和合同安全,减少纠纷冲突风险。以产权为例,当产权界定不清晰或保护不充足时,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会相应提高,交易风险因此增加。不同文化发展出了多种解决这类问题的迷信。在欧洲,人们相信修士的诅咒确有威力,能让触怒他们的人倒霉。借助这一观念,修道院得以在缺乏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守住自己的财产:对意图侵犯产权的人来说,迎接诅咒是必须考量的后果之一。吉卜赛人中流行关于不洁的迷信:如果接触不洁的人,自己也要倒霉,于是,成为不洁的人意味着被整个社区放逐,只能游离在社会的边缘,诸如盗窃、抢劫等侵犯产权的行为都会使犯者变得不洁。结果,哪怕不借助暴力,吉卜赛社区也能对挑起争端的人施加处罚。这些迷信和观念的作用方式就形同阿夫纳·格雷夫( Avner Grief)讲的“多边惩罚机制”( multilateral punishment mechanism):通过社区成员拒绝与犯规者合作,实施集体惩罚。在中国文化中,迷信也是解决交易风险的重要工具:在双方交易、订立合约时,常写入“如有相违,人神共殛”“违约者被雷公劈死”等条款,对迷信者而言,这种诅咒远比官府更具威慑力。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中谈道,古代商人为了降低毁约风险,商业契约都会诉诸神的力量,明代的合伙契约范本就包括以下条文:“立合约人某某,窃见财从怑生,事在人为。是以两人商议,合本求利,当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 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本银,井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一团和气,苦乐均受,不得匿私肥己。如犯此议,神人共殛。”结尾处的“歃血定盟”“如犯此议,神人共殛”,就是唤起双方对超自然报应的敬畏感,给脆弱的合伙合同提供支持,确保其执行。如果各方对神灵的威慑力无信心,传统社会的产权制度和契约秩序会难以维持。

   如果迷信帮助社会维持产权和道德秩序,这也会促成暴力纠纷的下降,强化文明化进程。步德茂在他的著名论述中, 对 18 世纪广东、四川和山东的土地纠纷命案进行了对比研究,其中,广东的土地命案自1736 年至 1775 年前后一直上升,之后逐步下降,而四川在整个 18 世纪一直上升。步德茂的结论是:之所以广东暴力纠纷先升后降,是由于在18 世纪中期两广总督大举鼓励垦荒、明确各地地权边界,在土地权界清晰之后,土地纠纷必然减少,故 1775 年后广东土地命案数下降。可是,18 世纪的四川并没有出现土地产权秩序的改良,因此四川土地命案一直不降反升。所以,即使古代缺乏避险工具,而且自然风险频繁出现,但巫术迷信使社会相对有秩序、更稳定,进而促使一般暴力与战争死亡双双下降。

   回头看,康熙应对京师大地震的方式与迷信逻辑,只是夏商周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延续,整个统治合法性基于迷信,因此日常理政救灾也必须以具体行为做实迷信,达到一以贯之的效果。邓云特说“民国十四年七月间,湘省亢旱成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个,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蟄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又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所谓它龙将军者,并供之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就省公署内,设坛祭雨……”。邓云特还列举了许多其他官府引神弄鬼的实例,这里就不重复了。迷信给看似不可理喻的混乱世界以某种结构和秩序,带来正面的文明化价值,而一旦迷之过头,代价也会无限放大。

  

   本文选自《文明的逻辑: 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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