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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亚: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更新时间:2022-05-07 22:04:10
作者: 陈军亚  
拥有教育机会的士绅本身大多也是拥有经济地位的人群。据统计,至清朝,占全国总人数1.5%—2%的士绅,拥有全国23%的总收入,其中近三分之一因拥有土地得来。费孝通曾指出,“绅士的经济基础只有从他与地主的结合才能了解,大多数绅士便是地主……土地所有权带来了对于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控制”。家族长老作为一族领导,对族人的经济救助和保护是其德行和威望的表现,财富和社会地位是选择族长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是深度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区域的村庄领导力量,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深度介入民众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主导着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秩序。他们往往是灌溉防洪、修路架桥等村庄公共工程的资助者和组织者;也是邻里矛盾、乡村冲突等民众纠纷的重要调解者和仲裁者;在面对安全威胁时,他们也是乡村防卫的组织者。正是在与民众紧密的日常联系中,这些权威增强了内生性。费孝通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中,秩序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民众的日常生活由社会权威来规定,衙门里则是政权的统治。除了少数的暴君,皇权是不干涉民众生活的。”

   三是与国家权力的联结。自郡县官僚体系确立以来,国家逐步建立了里甲、保甲、乡约等乡村治理体系,试图通过地域空间的重构和细分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但实际上,这些自治体系的负责人,并没有独立于乡村内生权威之外。不仅地方公益事业需要依靠乡村权威来组织和实施,国家的赋税、丁役等事务也需要与之进行商议。国家权力和意志进入乡村社会,只有通过这些乡村内生权威,才能到达民众。这些乡村内生权威就成为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联结点。

   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机器所能获取的物质资源有限,限制了官僚体系向社会的的扩张能力。据统计,中国人口在19世纪中叶已达到4亿,但正式的官员总数至多只有3万到4万。国家加大赋税、兵役等政权的汲取能力,受到乡村内生权威的限制甚至抵制,从而形成一个由乡村内生权威而不是国家政权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这些内生权威犹如土壤中的“板结点”,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众联结起来,形成社会的板结土层。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犹如遭遇板结土层的雨水,难以渗入乡村社会内部。

   一是“代理性板结”。在代理性板结形态下,国家权力由乡村权威直接行使。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不在武力统治而在于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因为如此,甚至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的“国家质疑”:由于组织和法律原则并未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这种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能否被称为‘国家’,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法律”作为现代国家权力的重要内容在乡村社会是缺位的,而由乡村内生权威及其规则所代理。笔者在河北调查期间,村民曾讲述:在传统时期,村内发生父亲打死儿子的事件,即使被他人告到官府,衙门也将案件发还给村里,由村内有名望的“官房李家”(村内李姓人家曾有人在官府为官,村民以此相称)来处理。李家的处理结果包括两条:一是出殡时,让父亲为死去的儿子打幡儿;二是让儿子的坟墓安葬在与其父亲去世后应该安葬的地点相并列的位置,以此对父亲的行为予以伦理惩罚。

   二是“渗漏性板结”。即使国家权力并未完全被代理,但在遭遇板结土壤时,也会产生渗漏性损失。自秦以来,国家虽然建立了直达家户的税役体系,但这些体系的运行,往往需要乡村内生权威的支持和商议。如果国家增加赋税的程度超过乡村社会的可负担程度,士绅则利用各种策略进行阻扰。即黄宗智、萧公权等学者的研究所言,国家所能征收的税额,受到地方绅衿所能容忍程度的限制。族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自组织能力、内聚性、封闭性的权力,宗族利益与国家政权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宋怡明在其关于明代福建宗族组织的研究中曾指出,宗族领袖通常利用里甲制度来达到别的目的,而不是国家本打算实现的目的。在执行国家行政命令时,族权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基于“宗族利益”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而带来“政权利益”的损失。调查发现,在传统时期,在执行国家的丁役政策时,族长往往通过隐匿族内男丁数量、拟定虚假过继契约等方式,帮助族人逃役或申请免役。因此,虽然国家通过乡治体系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但是,由于“板结土壤”的存在,“加大渗透”的同时也会发生“渗漏性损失”。

   三是“悬空性板结”。在那些还实行着土司领主制度的偏远区域,国家对于生活在“板结社会”之下的民众则是一个“不曾感知的存在”。在地方首领的支配下,这些地区不仅可以自行处理赋税、摊派、差徭等本属于国家权力的事务,有的还可保留地方的军事权。“他们在行政、财政等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远比内地的省府州县要大得多。”在乡村社会,与民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地方首领或地方首领认可的乡村权威。在云南等西南边境村寨,国家权力在这一区域十分稀薄,大量的事务由当地族群依照古老的习俗和村寨权威自行处理,即使国家的赋税体系也没有进入地方社会内部。村寨寨民没有“皇粮国税”的观念,而把他们生活的土地视为地方领主所有。因居住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每年需要缴纳一定的“地费”。寨民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从出生到死亡,一切按照古老而神秘的规则由村寨头人管理。寨民对地方领主和村寨头人具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国家则是一个外在于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的存在,寨民甚至“不知国家为何物”。

   通过深度介入村民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乡村内生权威将其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力深植于乡村社会内部。在这些内生权威的中间隔离之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从来就不曾真正确立。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这些内生权威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和运行,如同一个替代国家政权的“隐形政府”。对于国家而言,则构成了一个阻隔权力进入的“板结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区域,国家基于不同目的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可能影响这些板结点所造成的板结程度,但是,只要未曾改变这个社会的板结结构,就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土壤的板结性质。

   如果将中国和西欧的国家演进置于历史进程的同一时间维度,那么可以认为,相对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中国不仅有一个实现国家权力集中的“早熟国家”,还存在一个国家元素十分稀薄的“晚熟社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建立一个实现权力集中的现代国家体系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打破“板结”重构社会,将国家政权及其权威深植于社会之中。

   三、超越内卷:中国现代国家政权的乡村建构

   (一)打破板结与进入社会

   中国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其主要内容是“将‘西方的现代’带入中国”。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中国与前一时期相比发生了两大引人注意的变化:

   一是西方现代经济要素的进入和影响。修筑铁路、互市通商、改革税制货币等,促进了工业在中心城市的增长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将中国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但是,如同研究所表明:据此认为中国的某些经济部分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都是可疑的”。西方现代化元素的进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结构。正源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城市,中国存在一个软弱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在农村,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与传统时期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二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引入和尝试。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各级“自治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结构的努力。虽然相对前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而言,近代中国的努力使得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但是,由于未曾改变乡村社会的性质,在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时,遭遇到如前所述的“内卷结局”。直到1949年,政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过去的断然决裂”。这一系列与“过去断然决裂”的重要努力,从政权革命以及政权革命之后打破“板结社会”开始。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场在世界革命的大潮流中所爆发的政治革命。它在应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危机之中产生,带来了一个缔造新政权的结果。这个新政权的缔造从乡村社会起步,正是源于乡村社会是旧的国家政权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而言,如果不打破社会中的“板结点”,不改变这个社会的“板结形态”,那么这个新缔造的国家政权同样无力解决“进入乡村社会之中的问题”。这一过程从土地革命开始。

   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状况,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受四大权力支配:地主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大权力都属于乡村社会的内生权力。基于此种认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一直贯穿这个新政权建立前后的相当一部分时期。土地改革的关键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没收地主土地。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土地是一切权力的根本来源。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没收地主土地则消除了其他权力赖以存续的基础。二是重新组织农民,将农民从传统权威的支配中解放出来,组织在“农会”这一新的政权形式之中。因此,土地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打破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板结点”,消除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乡村支配性权力;将农民纳入“新的政权形式”之内,改变了由“板结点”联结而成的社会的“板结形态”。

   土地革命打破“板结社会”,消除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阻力,从而为人民公社体制实现国家政权体系的进入提供了基础。通过“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人民政权的组织体系延伸到乡村的最低层级,农民被直接纳入政权的组织体系内部。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上的意义,在于根除了从“土地”内生及再生出乡村支配性权力的土壤根基。如同韩丁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张庄村土地“深翻”运动的描述: “将从未犁过的死土层搅动并弄松软”,作为乡村支配性权力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犹如造成社会板结且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的“死土层”,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深翻了这个“死土层”,从而消除了“板结点”再生的社会土壤。

   (二)基层组织体制的调整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转型

   人民公社体制的特点在于“政社合一”,深入乡村社会内部的国家权力,不仅与农民建立了直接的政治联系,而且用政治联结覆盖了经济和社会的一切领域,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活力的丧失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20世纪80年代之后,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出现调整。这一调整大体呈现为两种路径:一是重构乡村治理体制;二是政权的职能转型。

   政权组织方式在乡村社会中的调整,表现为重构乡村自治体系。这一变化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在国家体系中的位置。自治体系的负责人即乡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并得到村民认同,社会获得其内生组织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村自治规则和行为被纳入国家政权的法治体系。村民自治并非外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

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仅是一个资源的汲取者,还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与国民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结,不仅为了统治和汲取,还为民众承担更多的义务,提供更多服务。汲取资源构成了国家存在的基础,对日常生活的服务则获得了人们对政权的忠诚。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时期,乡村内生权威正是在修路架桥兴办公益、解决纠纷维护秩序、自卫防御提供服务等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获得村民的认同和忠诚,国家远离村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村民要么因为不堪汲取在乡村权威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要么履行完赋税义务则“鼓腹而歌,不在意帝力”。21世纪以来,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转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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