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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宗教信仰与法治精神

更新时间:2022-05-07 20:00:43
作者: 单纯  

  

   传统文化与法治的关系主要是居于文化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立法基础和法制目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语境下就是讲“道义上应然性”的自然法与“条款上实在性”的实证法之间的关系。而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与权利观念又来自于其宗教传统,具体讲就是法律精神的神圣性与天赋人权。

   美国人说,美国的基本价值是在美元上的一句话体现出来的:“In God We Trust.”即我们信赖上帝,所以说,美国的教堂比银行还多、还珍贵。他们对于教堂也有定义:“Church is the incubator of our national morality.”教堂是我们国家公民的道德孵化器。欧洲大陆也有句类似的说法:“Modern Europe has been brought about by the cultural nurse of church.”即宗教是我们欧洲现代文明的文化保姆。

   是谁这样明确地将西方的基本价值定义为宗教信仰?最初宣布将“In God We Trust”印在美元上的是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下,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法案,将“我们信赖上帝定为国家的箴言”(In God We Trust is designated as U.S. national motto)并正式印制在美元上作为基本价值符号。当然美国国歌最后一节的核心句子也是这句话:“信赖上帝是我们的箴言”(And this be our motto: “In God is our trust”)。但是,促使艾森豪威尔以立法形式明确这个核心价值的因素也还有美国的移民文化影响和他对于现实政治策略的考虑。历史上美国的移民总是伴随着宗教迫害和宗教宽容而展开的,至少是在经历了三次大的“宗教文化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之后,美国才出现了各种宗教背景下的移民的大融合与大繁荣。第一次“大觉醒”传播了“天赋人权”观念;第二次“大觉醒”激发了废奴和禁酒运动;第三次“大觉醒”导致了抗议资本过度剥削和保护工人利益的“社会福音”运动。

   有人认为美国近20年也许正在形成第四次“大觉醒”,以宗教信仰重塑负责的家庭伦理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精神风貌。不过,艾森豪威尔当时面临的现实政治是,二战之后,英美法和苏联都没有履行战时相互约定的“波茨坦协议”,共同管理德国,几年之内双方就根据意识形态的冲突把德国分解成了东西两个国家,之后又是朝鲜战争,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美国和苏联支持的南北双方都不遵守战时达成的盟国协议,诉诸政治阴谋和军事实力,置国际条约的信誉与社会道义于不顾。作为当时的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美国就面临这些问题,同样,其国内也面临各种难题,一是传统的种族歧视;一是在防范共产主义扩张的借口下而推行的政治迫害,这两方面都涉及美国法制被滥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自然会反映出美国的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取向,当然也有基于西方宗教传统的价值判断:神圣的公平与正义。

   艾森豪威尔希望用某种文化符号表达美国的国际道义和国内政治立场。他的两句名言反映出他坚定的价值信念和政治策略:“我不能容忍那些把一切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都称作共产党的极右分子,我也不能容忍那些高呼我们其余的人都是残酷的贪财牟利之徒的极左分子。”他认为极左思潮导致了发生在东西德分裂和朝鲜战争中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而这两个公然违背国际条约的事件又在美国国内诱导出了以防止共产主义颠覆为借口的“麦卡锡法案”,即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摧残公民的人身自由及政治参与权利,亵渎法律的尊严。在国际违法和国内滥用法律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试图让人们铭记法律精神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提倡人们对法律所必需的公平正义价值的信仰。那什么东西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呢?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普世伦理具有这样的共同品质,这种品质属于God。所以美国国歌里所唱的“信赖上帝”和西方宗教传统中上帝的福音必然传播给每个人的思想就被他标示出来,印在美元上,并将“上帝庇佑下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写进美国公民对国旗《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的誓词中。当然,美国最高法院开庭仪式的誓词:“让上帝救赎美国和这个光荣的法庭”(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honorable court)也表达了法治与宗教价值之间的关系。

   其实,西方人所理解的God和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经过了启蒙运动之后再说God,西方人所理解的“上帝”实际上涵括了三层递进关联的意思:(1)逻辑学上讲的creator,造物主,即逻辑上的绝对性,也可以理解为“外在超越”,这时他们不会出现我们所想的问题:既然造物主造了万物,谁造了它?因为我们一些唯物论者、无神论者经常提这样的问题,而对他们的神学家而言,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造物主自身的意思就排除了逻辑上对其再提问的可能性,即形而下的问题对形而上的本体的无效性。(2)与我们所谓的法律有关系。造物主既然造了万物,万物又没有混乱,是因为其在造物之时就赋予了万物以规则和法则。所以上帝首先叫creator,其次就叫law giver,是立法者的意思。这就是自然法的思想逻辑和价值取向基础。中国古典的思想家孔子也说“为政以德”——不少人担心这种“以德治国”的中华思想表述,容易导致与“法治”对立的“人治”(以人的意志或道德觉悟来进行政制治理),其实再往后面看几句话就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自然法思想,即“法治”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讲自然秩序也表达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这与西方人的上帝为万物立法因而具有神圣性、崇高性和公平性是一个意思。(3)第三个意思是救世主(savior),后来神学家把这个意思扩展为终极关怀。一项法律制度问世后,总有一个目的,最终要实现什么,这就是法律的终极关怀。在西方是实现神圣的正义,而在中国传统来看就是“天下大同”。

   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目标是“小康社会”,其政治参照系就是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自然法要讲普遍正义,“天下为公”,而实证法固然在形式上可以不讲这点,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证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人类司法目的是什么?这就不能不讲“正义”和“博爱”这类的宗教价值观了。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法治”的概念始终演绎着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平衡和统一,以“应然”的价值观规范着“实然”的法条;以法条保证和实现价值规范。但是将西方法治的概念移译来中国,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像中国人讲“德治”只是一个“人治”的概念,“法制”也仅仅是刑制。这样一看,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就是靠“人治”和“刑制”来维系的。这种情况对于“法治”优于“人治”的法史学命题不是一个悖论吗?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对西方人的法、法律和法治这些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上。

   law这个词在古代英文中最早的意思是依照法规“起誓”(to signify an oath ),或“有起誓特权”(the privilege of being sworn),即我凭着良心对神起誓。真正的法律人往往不用这个词,他们常用的是拉丁文的jus。这个词也有三个意思:justice,司法正义性;right,司法目的是要保障权利;law,司法保障权利的具体的条款是什么,要有一个写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讲的jus,所以他们的法学不叫law studies而叫jurisprudence,意思是法哲学或者“关于支配实证法和法律关系的规则的科学”(the science which treats of the principles of positive law and legal relations),用拉丁文jus表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法律”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参照中华文化语境,我个人觉得将西方传统的“法律”翻译成中文最妙的是“礼”,而不能翻译成“法”,而law这个词则应翻译成“刑”;自然地,“法治”应翻译成“礼治”或“德礼之治”,“法制”则应翻译为“刑制”或“刑名之制”。

   类似地,对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柏拉图的核心理念的翻译也应如此,Idea从希腊文或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三种意思都在用,主要是看目的是什么,如果表示宇宙生成的意思就称其为Good,即经验事物得以表示出来、显现出来则称为善,类似于中国人讲的“生生之德”;如果只考虑事物的观念及其逻辑结构,就用Form,类似于中国人讲的“理式”;如果要讲整体的宇宙观与宇宙实物的对称关系时,即称为Idea——观念论,即宇宙万物可用观念归类表达,类似于中国人讲的“宇宙之心”,不过我们常将之误译为“唯心主义”。所以Idea既是完美的观念,又是逻辑形式,又是宗教宇宙生成论中的善。所以law和creator、law giver、Idea、God和savior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感。许多人都有疑问,为什么我们唱《国际歌》时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可是唱《东方红》就一定相信“(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其实是一个意思,表达的是不同民族信仰中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感。这些也就是不同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和法律目的。

   最近我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开会,英国一位有名的院士(Sir Geoffrey Lloyd, FBA,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基金”项目主管教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国际歌是代表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你们的国歌却没有用共产主义的东西,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是什么意思?不是中华民族性的价值吗?请你跟我讲一讲。”我跟他讲解的时候突然想到英国国徽,就问他,为什么你们的国徽用法文写一个“上帝赋予我权利”(Dieu et mon droit)。这句话是英国的国家箴言。据说是15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五世选定的国家精神符号,意思是“君权神授”,而使用的文字却是征服者法国的语言。原来在1066年,法国诺曼底的贵族威廉征服了英国,之后英国的皇室就融入了法国贵族的血统,贵族社会在很长时间里都以讲法语为身份崇高的象征,上流社会的英语也吸纳了不少法语词汇和表达方式。所以,用征服者的语言来表达王权神圣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君权神授”在宗教价值源头上还蕴含着上帝造物公平、立法正义的思想。所以,具有宗教特色的英国革命之后,“君权神授”的思想就被“君权民约”的思想所平衡,君主立宪成为君权与民权妥协的制度方案,所以,“上帝赋予我权利”既适用于君主也适用于百姓。

   这是英国人将宗教的宇宙设计论与人的自然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恰当表述,因此接受了用征服者的语言表达神圣的民权思想。由于“权利”这个词在英文里是“right”,也可以是“右手”的意思,所以在坚持“神圣罗马帝国”传统——包括罗马法和天主教教义——的德国人那里,“权利”仍然被迷信为“君权神授”,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希特勒第三帝国垮台,“上帝赋予我权利”都刻意规定为“举起右手,向神圣的君主或元首致意!”如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当时德国人对希特勒行举手欢呼礼,就反映了这种宗教与法权思想。

其实,《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义”也有类似于西方宗教上帝神圣的意思,是中国文化中最高的价值追求,也叫“道义”,是“礼治”中“应然”性的价值取向,如孔子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就是用“义”规定社会的行为规范。“义”作为普世价值的意义还具有超越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局限,适用于天下万物的意思。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就是说我们判断天下万物要超越亲疏利害,从天下万物普遍适用的规则和价值出发,这就是基督教的普世之爱“agape”和普遍正义,所以,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正义的中文翻译本身就借鉴了中国传统中“仁义”所蕴含的伦理价值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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