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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洪 张旭: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与实践基础

更新时间:2022-05-06 21:56:59
作者: 赵伟洪   张旭  
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开放为重点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2008 年以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日益普遍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其所赖以实现的途径则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40]对外开放多年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东亚分工体系的轴心。劳动力工资增长削弱了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加快。另一方面,2018 年美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主要经济体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17]面对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和国际产业布局的新变化,中国既需要加快本土科技创新,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还需要努力构建开放制度体系,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巩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既有成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为推动制度开放和创新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011—2020 年,全球ICT 商品贸易增长30%, 占全球商品贸易比重由9.9%提升至13.4%;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份额由47.9%提升至63.6%。[41]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增速全球第一。[42]福布斯2019 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榜单,中国企业上榜14 家,继美国之后排第二名。[43]中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已达全球 1/5 以上。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44]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通信领域达到领先水平。这些成果为我国实行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创造了重要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明确了把制度型开放作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完善营商环境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纳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范围内;“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三、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基础与策略选择

  

   把握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需要兼具高水平和包容性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健全法制保障;促进高水平贸易协定达成,激发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活力;积极利用主要治理平台提出并践行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主张,首倡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经济全球化已有基础上完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应对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疫情,稳定了外贸和投资增速,促进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发展。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和成就

   1.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完善。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推进制度型开放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自由贸易试验区肩负“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7]289 的重任。“十三五”期间,国家赋予自贸试验区总计2800 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从初期190 项减至30 项;探索形成173 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累计达到260 项。[45]2021 年,全国已成立21 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减至27 条,全国范围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自2018 年发布以来由48 条减至31 条。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从2016 年试行时的328 条,缩减至2020 年的123 条。2020 年1 月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明确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成为对外开放制度建设新的里程碑。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2021 年1 月18 日起施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2021 年前9 个月,21 家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6.5%的外贸规模,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8.1%。[46]

   2.推动RCEP、CECAI 等投资贸易协定谈判达成,释放制度变革新动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截至2021 年底,已签署自贸协定19 个。其中,RCEP 是目前生效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按照该协定,成员国之间达成了90%以上的货物贸易零关税的目标;明确了在6 年内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过技术手段和统一原产地规则等方式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首次达成了较高水平的电子商务开放与合作承诺。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从加入世贸组织时的100 个增至近120 个。中欧投资协定(CECAI)在2020 年底如期达成,该协议中关于投资保护、市场准入、劳工标准的承诺,将对中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较高要求。[47]十八大以来,对外实施的自贸区战略与国内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开放制度建设形成了良性互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发布了对包括交通运输、建筑、批发零售、物流、金融、卫生和教育服务等11 个行业跨境服务贸易实施的70 项特别管理措施,被WTO 视为G20 国家运用多种创新模式改善营商环境的典型措施之一。[48]

   3.依托主要平台提出和实施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主张。中国从加入WTO 以来,正式开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将“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的主张写入“十二五”规划,通过主要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发挥积极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构成了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主张。中国多次承办首脑级别国际会议,在2016 年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新发展理念、结构性改革举措与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上升为国际共识[49],促成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发表。中国率先通过并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积极推动WTO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治理,在电子传输免征关税、通关便利化、提升跨境物流效率、营造跨境电商公平竞争环境、承认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等方面给出了中国建议。[50]

   4.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27]100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使得经济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激化。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51]而目前,除去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以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滞后,一直到2030 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大约需要3.3 万亿美元。[52]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为重点,既符合国内促进区域平衡发展需求,也符合沿线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需求,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新模式。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完成与联合国、G20、东盟、非盟、欧盟、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以满足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需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2013 年的1.04 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 年的1.35 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升至29.1%。2020 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缩水35%的背景下,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8 个国家实现直接投资186.1 亿美元。[53]近年来,中国还显著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推动数字经济法律建设。①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济体,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8 年第78 位升至2020 年第31 位。2020 年,在全球投资、贸易集体下跌的背景下,中国实现投资与货物贸易双增长。2020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0000 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2963 亿元,增长11.4%;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所占比重上升到77.7%。[54]外资企业以占中国企业总数2%的比重,贡献了中国1/10 的城镇就业、1/6 的税收、2/5 的进出口。[53]中国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持续四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连续三年交易额达到700 亿美元以上[53],还将举办首届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博览会。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制度型开放为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释放了活力和动力。

   (二)“十四五”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重点

   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和趋势,利用机遇加快建设高水平的开放经济制度;推动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开放型经济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释放以开放促改革的新动力;积极推动全球的包容性制度建设。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可作为“十四五”以来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着力点。

   1.以申请加入CPTPP、DEPA 为契机,对接发达经济体的高水平规则,推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为重点的制度建设。据麦肯锡的估计,2017 年以前的全球服务贸易在过去10 年间的增速比商品贸易高出60%以上。如果将货物贸易中具有服务属性的价值(约占1/3),以及免费的跨境服务等其它难以衡量的服务价值合并计算,全球服务贸易的总价值或许已经超过了商品贸易。[55]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但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服务业占国内产业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体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55]放开服务业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2018 年《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签署并生效。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CPTPP 代表了新一代贸易协定的最高标准。[56]其中涉及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等方面的标准,可以作为中国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开放制度的新参照标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达成,使数字经济独立于商品和服务的投资贸易协定成为一种单独的多边制度安排,代表一种新型的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建构方式。作为数字经济全球第二大国,中国申请加入DEPA,有助于在这一新的制度平台上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

2.强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功能,加快实行全面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标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越发重要,这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衔接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以加深国内 国际市场互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制 度变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以来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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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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