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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洪 张旭: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与实践基础

更新时间:2022-05-06 21:56:59
作者: 赵伟洪   张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快速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5]6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2551992 年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的系列政策实践紧密围绕经济高速发展目标进行。“十二五”以来,中国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GDP 总量世界第二,货物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的内外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经济高速增长不再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6]19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7]30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人看作历史的主体,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构成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8]531 人在为满足其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会引起新的需要,为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随之产生新的历史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生产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29]

   2. 制度型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包含了开放发展,既明确了对外开放仍然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着力点,又从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系统性发展角度对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是加快由要素驱动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必须坚持实施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轮驱动,以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27]140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指出企业家的创造对于提高生产率和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基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全球创新网络发展与中国创新地位的提升表明全球性知识积累与一国的本土创新之间密切相关。[30]制度经济学指出构建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13]以开放促改革,释放要素流动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加快由要素驱动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意味着对外开放的目标由释放要素流动性为重点转向支持创新的开放制度构建,释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动力。

   3. 回应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和完善的需求,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份额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提升,推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制度的完善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制度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情势加剧的当下,中国加快制度型开放,体现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作为。中国的开放制度建设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带来需要的扩展与人的能力的拓展不是发生在同一群人身上。[31]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具有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对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造成了经济全球化当下的困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将个体的发展需要与整体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一国之内就是将个体的发展需求与全体人民的发展需求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就是将一国的发展利益同经济全球化整体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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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中,重点指出,数据作为资源具有无形性,但控制数据访问可使其具有排他性;所有数据的总体产出大于所有单个数据价值的综合;数据与隐私还同人权、国家安全等其他问题密切相关。

   ②2020 年8 月,欧盟、中国等23 个成员达成建立“多方临时上诉安排”(MPIA)的决定,到WTO 上诉机构恢复运行之前用以解决成员之间的案件。这一临时性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尚待实践。

   ③“十二五”规划纲要将预期五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调低至7,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这一目标为7.5“。十四五”规划不再设置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量化目标。

  

   二、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历史逻辑

  

   经济全球化是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投资贸易自由化,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由商品流动为主逐渐向以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为特点转变。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构建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国际治理机制过程中,建立起适应市场化、自由化趋势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制度。中国从实行对外开放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探索和实践,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体系联动性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度成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重要参照系。

   1.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要素流动性开放初步形成。亚洲四小龙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承接国际产业分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推动快速工业化、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可选路径。要素禀赋理论也指出,引进紧缺的生产要素、促进要素供给的结构平衡,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但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在国内,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已运行二十余年,市场极度萎缩;国际上中国尚未进入多边贸易体系。在财政拮据、外汇稀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以优惠的开放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20 世纪80 年代,加工贸易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迅速发展起来;1988 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战略提出,通过承接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打开了联系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道。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随着开放区域的扩大,国内兴建各种工业园区,推动了地方生产要素向加工贸易聚集。1994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162.8 亿美元,是1979 年的15.9 倍[14],我国从此扭转国际贸易逆差形势,顺差不断扩大。经济特区为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率先施行市场化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积累了重要经验。[32]71-77 到1997 年,商品市场价格体制在国内已基本确立,价格改革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33]1994 年国内实现汇率并轨,正式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市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34]所有制改革使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向市场化转型, 外贸经营权逐步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开,市场主体数量迅速增加。加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战略,国内市场逐步放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性初步建立起来。

   以1992 年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吸收外资快速增长。1991 年FDI 净流入中国占全球2.5%,1993 年达到11.8%,占发展中国家吸收FDI 净流入近半数。[14]1991—1996年,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由5.7%扩大到11.8%[35]。1997—2007 年,外商投资制造业占实际吸收外资累计额的64%。外资向制造业集中,吸纳了国内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国际资源产品以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向生产率最高的制造业集中。机器设备和矿产资源成为我国第一、第二大类进口商品。制造业开放促进了我国在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实现结构升级。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实现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替代;90 年代中期以后,机电产品出口的快速增加则实现了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替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大幅提高。[36]79-80

   复关入世是中国正式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门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使关贸组织对申请缔约方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开放度的要求同中国国内改革开放政策在方向上达成一致。中国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新型外贸体制;加快名义关税向实际关税靠拢,关税总水平由1992 年底的43.2%降至2001 年入世前的15.3%;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开始实行。在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开始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大大加强,外资引入和外贸快速发展,要素流动性开放初步建立起来。

   2. 入世以后,以国际规则为标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要素流动型开放。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以往试点经验的总结推广模式转变为以多边经贸规则为标准的整体推进模式。[37]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推动了由制造业到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放,由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的开放,加快了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产业升级。目前,在制造业31 个大类、179 个中类和609 个小类中,中国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 个大类、167 个中类和585 个小类,2018 年以来开放的类别进一步扩大。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我国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 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38]适应外资向服务业迁移的趋势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我国推动了服务业开放。到2007 年,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2 大类服务部门的160 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 大类的100 个分部门全部实现开放,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 个分部门的水平。2010 年,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超过制造业。入世以来,我国加快公平贸易法制建设,集中清理、废止或修订了2300 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 年的15.3%减至2008 年的9.8%。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不断加强。[39]

加入WTO 以来,国际产业分工加快向中国转移。2001—200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7.5%,占世界份额由4%升至7.9%;GDP 增速由9.1%提升至14.2%,GDP 总量占全球比重由4%升至7.7%。[14]2000 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2001—2008 年,对外投资流量从96.96 亿美元增加到567.4 亿美元,年均增速48.9%。[14]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由2001 年的121.4 亿美元增长至2010 年的1010.5 亿美元,累计4282.5 亿美元。[35]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转换,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过去以吸引国际生产要素向国内聚集为主,到主动走出国门整合全球生产要素。2000 年进入世界500 强的中国企业仅10 家,到2010 年有54 家中国企业上榜,其中,既有中国石化、中国建筑、中国远洋等大型中国国有跨国企业,还有联想、华为等民营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收购或兼并境外企业等多种方式获取当地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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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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