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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还原五四的多重面相

更新时间:2022-05-05 23:55:34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只有个别的作品,如庄子《逍遥游》偶尔会提到个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家庭的网络和更大的社会秩序。所谓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就是由个人推导到家国天下的脉络,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谈个人几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合理性的。

   第二,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我们知道从《礼记》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包括孙中山的基本口号也是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应当的,是我们判断任何事情的前提。个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强调个人和它们正当的对立关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但是在五四最早的个人主义言论当中,如鲁迅和胡适,他们大胆提出,个人能不能和天下、“公”形成一个对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最终失败的原因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中国整个的体系脉络里就是无法区分的。“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实际上是变成了“公”的一个部分,融入其中,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五四以来力求冲破网罗的最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一个是传统的因素没有,导致它缺乏传统根基。

   第二个原因,公私的,或者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和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略、入侵、干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在应对外来的所有因素中保持着一个持续的奋斗姿态。所以有人说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把国家的利益,把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个人放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上,就没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的、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评价。而且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主义被压抑到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最后慢慢趋于消失。我想,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我们最值得惋惜,而且也最值得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改造运动

   最后,谈到全书最后一章。在这章中,谈到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整个五四前后的过程中,逐渐由它们的萌生、发展,到最后逐渐消失,最后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取代它们的是社会改造运动。我们往往把社会改造运动很僵化地理解为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运动,好像就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所有的这些思潮之后,自然地变成一个必然性历史的大趋势。我觉得这个事情远为复杂。

   最后一章里,涉及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接受了五四的遗产,同时对之加以改造的过程。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把五四看作中心和边缘的相互互动和相互斗争。中心,是以陈独秀为首的这批北大的精英,和胡适为首的这批海归,占据着最充分的帝都的文化资源。他们这批人可以呼风唤雨,对五四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五四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有高度的话语权。

   但是有一点,还有五四的边缘群体,他们进入不了五四的核心地带,所以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调动地方的文化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改造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核心圈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他们意识到,不仅仅要从像北京这样的核心城市地带来发动改造运动,还应该以各个京外地区为中心。社会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应该把它落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层面上,这个地区就是湖南。社会组织是需要由人群来构造的,这一人群就是由湖南一师为认同点的这样一套机制。我们知道,新民学会基本是由湖南一师的人发起的,其中包括了蔡和森等人。这批人通过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方式,对北京核心区,以大学为体制的这样一种五四的话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和前者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尝试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分析。

   还有一个五四边缘知识分子比较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他们充分利用了湖南本地,在近代以来的湖湘传统,我们知道,湖南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湖南当时在咸同以前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很难有人考上科举。但是通过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形成了所谓的“督抚半天下,都是湖南人”,而且很多督抚都是布衣出身,虽然没有很高的科举职位,但是位居人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

   对于这一独特历史现象,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研究认为,他们秉承了非常重要的湖湘传统——对军事、政治准确的判断和他们严密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组织形式。从曾国藩、左宗棠,一直到后来许许多多的督抚,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五四边缘知识分子后来在这个层次上,特别继承了湖湘传统中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对一些社会改造的基本资源的把握。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章我没有展开,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但我已经提出了基本的思路,比如湖湘的地方资源是不是构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革传统,使得社会改造运动更加具体化,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的一些资源,这是最后一章里所展示的和以往不同的面相。

   最后,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和以往的五四研究有所区别。以往把五四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或者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我觉得都是不够的。应该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脉络里,分别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把五四跟后科举时代——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举时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会改造运动——这些不同的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把对于五四的整个解读复杂化,使它形成一个比较具有立体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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