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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坦·西蒙:前所未有之变革时代的历史理论

更新时间:2022-05-05 14:57:28
作者: 佐尔坦·西蒙  

  

   一

   历史理论是对人类以及与人类有关的事务随时间变化的解释与描述。自启蒙运动晚期以来,各种古典历史哲学所阐述的非常现代的历史观念,都是从概念上去表达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创造了将每一个特定主题“历史化”的可能性。然而,到20世纪中叶,历史理论的进展变得寸步难行,它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也变得声名不佳。原因在于,从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中衍生出一种特定的观念,即历史的变化将朝着某种方向展开,所有的历史事件因此都具有某种意义和目的。对古典历史哲学进行批判有其合理之处,但因对其一特定表达方式感到不满就放弃它的总体规划,却是19世纪犯下的最重大的思想错误之一。

   时至今日,历史理论的可行性问题依然充满争议。一方面,你会发现,像《史学理论手册》这样的代表该领域制度化共识的著作,仅限于探讨历史撰述产生的历史认识问题。在该书的导言中,主编之一南希·帕特纳表达了她对历史哲学,以及任何试图勾勒“一种历史理论”努力的轻视,认为这样的历史理论与“以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解释或预测世界事件的过程的某种统一体系”有关。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对于历史前景的热情也在高涨,比如,大卫·克里斯蒂安对普遍史复兴的预测。作为大历史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的预测显然是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一个更一般的趋势之上。不过,这并没有削弱下述事实的重要性,即在克里斯蒂安的方法中,将历史作为人类事务的过程而加以理论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帕特纳所说的“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克里斯蒂安所预测的历史哲学的复兴,是与当代“科学的”标准和关切点相一致的。

   虽然大历史希望成为一种符合这类更新的科学标准的实践,但一些学者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尝试,它仍然依赖于旧有的历史哲学的那些让人倍感熟悉的预设。正是这一充满矛盾的特点,让大历史完美体现了当前西方史学的总体氛围:一方面,长期主义(long-term)的历史思维确定无疑地回来了;另一方面,它与古典历史哲学设计的现代历史概念中的事物朝着某种方向发展的特点非常相似。在使历史学重新参与到长时段的解释上,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历史学宣言》一书发出了最有力的呼吁,号召人们对此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不过,在该书问世之际,历史学中重拾长时段的尝试已经非常明显,且不仅仅是以大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长时段的视角也深深地浸透在“深度历史”(deep history)这样的研究路径中。同样,它也体现在历史研究的大数据方法上,该方法力图“创建和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全球数据组”,以“描绘人类社会长期和全球性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编纂中,长期主义已经在全球史引人注目的兴起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作为时代的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既不是最近泛滥成灾的各种全球史手册,也不是数量激增的关于任何可实践之物的“全球史”这样的学术著作。当前史学风向中最具表征性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那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考察小的、微观的和地方之物的曾经被认为具有开拓性的史学路径,到现在则需要以全球史来衡量。比如,微观史——尽管建立在关注微观和地方的前提上,但实际上总是希望通过研究小问题来回答大问题——最近一直在寻找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史路径相联系和兼容的方法。与此同时,微观史的努力,也只有从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角度来看,才可能会受到欢迎。人们至少可以在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史》的开篇第一句中找到对这种情况的默认:“一切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

   通过将这种普遍倾向视为整个学科的特征——这种倾向被认为在所有可能的历史路径、流派和方法中都同样存在——奥斯特哈默赋予全球史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即成为“一切历史”的主话语。这一点直接引出了当前史学风向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即对全球所表现出的学科态势似乎利用了南希·帕特纳所谓的长期备受质疑的“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的抱负和概念工具。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奥斯特哈默的这一倾向,与古典历史哲学所讲述的一切历史都倾向成为历史本身的终极单一叙事十分相似。对人类事务随时间而变化的一般描述,对历史本身朝着某个方向逐步展开的阐述,其目的是打算将一切历史都汇聚在一个总体框架之中。今天的全球史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坦率地说,奥斯特哈默的全球史模式只是众多全球史类型中的一个。其他人可能没有像奥斯特哈默那样明确表示要回归“宏大叙事”,但不管他们承认与否,即使是全球史中最传统的类型——通过借助在相互联系、纠葛、交流和迁移中的共有利益来定义自己的方法——也倾向于假定一个一般的参考框架,而这有意无意地依赖从启蒙运动时代的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继承下来的概念体系。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或困惑之处,因为没有什么比历史哲学的事业更宏大、更深刻、更具全球史的意义。因此,各种长期主义的历史路径使用了它们最熟悉的概念框架,这一事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此外,不让人感到惊讶并不意味着重新利用遭受质疑的概念工具就一切正常。历史哲学变得声名不佳不仅仅事出偶然,西方社会不能放弃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也不仅仅是巧合。

   如果当前关于长时段变化的史学路径不希望回到对“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的依赖,那就必须寻找机会,通过创造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工具,与希望在最普遍的概念层面上对历史变化加以理论化的各种尝试通力合作,进而用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扬弃“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因此,重视历史理论有利于史学实践,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事实上,不论是对长时段的史学路径来说,还是对作为人类事务发展过程的历史的理论或哲学思考而言,两者之间的相互关注对双方都有益处。尽管历史这门学科已经走上了长时段的轨道,但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在从史学研究转向对史学以及对作为人类事务发展过程的历史的研究中,依然踯躅不决。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逐渐放弃了那种对作为人类事务发展过程的历史予以反思的历史哲学,亦即历史理论。这种源自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和目的论的,人类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有意义的。但在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看来,创建这样一种历史哲学是“一项理论上无效的事业”;阿瑟·丹图同样认为,对于人类历史予以整体描述,是“不可能做到的”。雷蒙·阿隆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也为自己进行了避嫌式的辩护:“这本书的标题有可能会误导读者,使其有可能将这里的历史哲学与19世纪初的那些伟大体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体系在今天却备受质疑。”卡尔·波普尔甚至得出结论:这种历史哲学将成为极权主义的源头。在我看来,西方社会正在为放弃这样一种历史哲学而付出代价。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到,对历史哲学的放弃让西方社会丧失了一种历史观,即不再从理论和概念上对人类事务中的变化和新异之处作出解释。更有甚者,这种放弃不仅使西方社会无法对人类事务的变化进行切实可行的解释,而且让西方社会失去了变化的可能。

   原因就在于,这种被抛弃的历史哲学具有一种运作功能,它通过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视为历史,从而将人类事务随时间的变化概念化。当这种历史哲学为未来敞开时,当它假设了一个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未来并看到这个不同的未来与过去和现在共同构成了一个过程时,它便创造了人类世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被认为在历史之内发生且作为历史发生。鉴于现代历史观、变化的可能性和对未来的展望以这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放弃历史观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太多的东西,意味着放弃变化的可能性,放弃对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构想。

   具体而言,战后对历史哲学的抛弃导致两个重要的思想主题的出现。第一个是“历史的终结”观念。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没有再比自由民主更好的东西,人们完全参与其中并宣称它已经最终实现,因此可以放弃历史。显然,这一观念意味着拒绝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确实处在历史的尽头,那就意味着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福山正是这样声称的,尽管他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即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任何微小的变化,但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再无改进之处”。换句话说,福山的命题将大规模的历史变化视为人类状况的一种“发展改善”,而它所依赖的正是它所宣称的终结的历史观念。

   第二个是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观念。这一观念由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认为现代世界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性体制已经让位于聚焦于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然而,当下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与福山“历史终结论”都坚信,未来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历史变化。这不是因为福山所谓的现代的历史观念最终实现了,而是因为它不再有效。阿赫托戈声称,现代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念已经被另一种以“未来危机”为特征的历史性体制所取代。这种历史性体制“动摇了进步的观念,产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给我们的当下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阿赫托戈主要关注的是与过去的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关系,但他所指的“不祥的预感”却关涉对未来的愿景。阿赫托戈认为,这些愿景是围绕“预防性原则”建构的,这会产生另外一种对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负债感,以控制和减轻有危害的环境和技术风险。因此,当下主义的规则源于一种双重负债,它只是将当下延伸到过去和未来。然而,如果我们真地生活在一个“被奴役到现在以至于没有其他观点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世界中”,那么,人类事务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将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能感知这种变化,我们就不会有“历史性”的感觉和对历史的敏感。如果我们真的是当下主义者,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历史性的体制”,一个永恒不变的时间体制,就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设想的“那样”。

   不可否认,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认为某种历史观、某种关于变化的观念,以及某个关于未来的愿景不再可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不再将人类事务的过程设定为某个单一主题的发展,比如自由、理性或人性。我们已经失去了作为这一主题发展阶段的变化的观念,我们也失去了潜在的能够实现这一发展的未来愿景。但是,我认为,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并不能对现代历史观构成挑战。也就是说,当前的西方社会并不是处在当下主义阶段,而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变化时代(in times of unprecedented change),这意味着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都需要根据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来重新考量。

   我曾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战后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种与启蒙运动时期截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的愿景。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一种内在完美性的展望,在当时将历史构想为朝着期望的目标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是,战后对未来的展望不再承诺去实现任何假定的过去的潜能。相反,在核战争、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工程、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等新技术的影响下,战后西方世界不再将未来设想为从过去的状态中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阶段,而是将未来视为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的阶段。

   但是,将这些关于未来的愿景归入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范畴,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战后出现的核战争危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可以被称作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最一般的层面来说,所有这些前景都围绕着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发生彻底变化甚至灭绝的可能性展开。所有这些对未来的展望都拥有一种终极潜能,并借助人类自身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一个不可返转的境地。将人类推向不可返转的境地,其标志是一些可以预见的非比寻常的事件。当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人类将失去对自身状况加以规划的控制能力。人们所能够预见的非比寻常的事件可以是一场迅速爆发而具有毁灭性的全球核战争;一场因跨过关键的“临界点”而引发的气候灾变;或者一场技术奇点之后的“智能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比人类更强大的能够自我升级的智能,并能够以快速、加速的方式设计出更强大的智能。

这一切是否会真的发生并不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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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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