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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现代性”危机与“中国性”建构

更新时间:2022-05-02 11:00:54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背景简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进入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中国要享有世界层面的学术话语权,必须提供一个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新范式、一种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这样才能构建出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即具有“中国性”的“大国学术”,由此才能使“中国性”成为新的世界性学术思想。

  

   1.大变局下的文明之西方现代性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

   乔治凯南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学者都认为北约东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北约东扩却依旧发生了,在您看来北约东扩为什么会发生?

   黄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柏林墙倒塌、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北约在理论上就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事情却正好相反,它反而还在扩张,既包括增加军费、扩大实力,也包括扩大势力范围,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进来。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就是在北约已经第五轮东扩的情况下发生的,俄乌冲突前的问题是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在米尔斯海默他们看来,这是美国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当然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北约的立场看问题的,觉得北约越东扩矛盾就越尖锐,越不可调和。

   这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集团(包括北约)很多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美国时代,即所谓“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范围、军事势力或者是势力范围就更要扩张,一步步走下来,到今天要扩张到乌克兰,如果顺利甚至还可以再扩展。它背后的一个实质就是美国这些人认为,世界从此以后要变成美国独霸的世纪。

   其实美国这个“一超独霸”是很短暂的。美国并不是1945年以后就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1945年以后反而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且这期间实际上还有局部热战(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个阵营之间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即后来叫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地区和国家,所以,1945年后并不是美国取得世界霸权的时期,最多只能说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领头羊。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是以苏联突然解体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的--美国上上下下很多人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美国不仅冷战胜利了,而且其一超独霸的时代到来了,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约东扩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乌克兰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

   第二个问题,您认为西方现代化危机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心论?

   黄平:

   这里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西方事实上的发展路径和它的那套体制。一开始是在西欧,英国之前有荷兰,之前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到英国式的帝国主义,所谓“现代性”本身是内部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这是一个发展的路径和由此形成的那套体制、制度。这样的现代性发展它带来的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的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并由此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它与非西方世界之间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二战结束以后的新殖民主义,它与广大非西方从贸易、经济到政治、文化那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包括今天谈的话语关系,当然也仍然有不断的侵略战争、武装冲突,乃至于政权更迭和近些年的 “颜色革命”。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话语。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也就是近两三百年的事,要说长也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形成了整一套关于世界的论述——关于西方本身和关于世界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成为这样的一套论述,这套论述也分布在各个学科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于人文学科里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范式和基本叙述里,但是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阐释。这套叙事它和刚才说的西方发展路径和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与那套发展路径相伴而产生这套叙述,又同时不断论证那套发展路径——让那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制度正当化。其实,现代社会不仅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传统上一直被关注的西方世界内和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它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包括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面虽然也在不断追问但实际上并没得到解决。这样一套发展模式、道路路径、体制制度,乃至于支撑它们的理念,迄今为止,它连在解决少部分地区、少部分国家的少部分人的发展或者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不断被发现深层次的问题重重,更不用说为了这少部分国家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的现代化,还要牺牲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甚至多数人的发展,这就是世界发展意义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可持续了,这是一个问题,在发展意义上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在更深层面,价值意义上的认同问题。实际上西方现代性当时最重要就是要超越或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发现“自我”、找到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就是自我的发现。但这个“自我”的发现背后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自我的发现相伴随的是个人主义、人权等诉求,不仅是理性的发现,也包括欲望的张扬,但是另一方面,人永远是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动物,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不只是东方才有的概念。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卢梭、康德的,更不用说马克思,从来都是这样看人看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关系中才可能成为人。这样,自我的发现与整个社会之间形成的张力,到现在不但没解决,甚至不断产生危机,这个危机也不仅包括我们看得见的经济不平等或地区冲突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个人内心的焦虑、紧张,甚至是变态,反而又失去自我,或找不到归属,发生认同危机。

   当然还可以列举比如世界层面的经济不公正、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西方这套发展路径模式、体制以及支撑这套发展的理念,究竟是不是普世的,是不是到头来只能解决少数人的现代化。第二就是这个自我和自我认同的问题。即使在少部分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人也越来越陷入自我的紧张、焦虑,不信任、不安全,现代性这个自我的发现过程,同时也是个人的迷失,精神的混乱的过程。这方面西方社会里也一直有大量的不乏深刻的研究与反省。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现代性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深刻的问题。

   2.大变局下的文明之“太庙下的图兰朵”

   中国社会科学网:

   谈世界的现代性危机也要回到中国,您也对中国的文明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概念——返回中国性。您还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太庙下的图兰朵”,在您看来应如何解释“中国性”这个概念,目前还是否存在着“太庙下的图兰朵”这个概念?

   黄平:

   “中国性”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集合概念、综合概念,但它也不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它应该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哪怕是从现象上说,它也是一个综合的、几维的中国或者多维的中国。比如,毫无疑问在版图意义上中国是个大国,它不是一个小国;在人口意义上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中国。最近几十年,乃至过去几千年在经济意义上是个发达的,甚至繁荣的中国,现在我们至少在高速发展、快速发展,甚至有人把它叫中国发展奇迹。

   接着就是文化的“中国性”。文化的中国,它实际上凝聚的不只是刚才说的版图,经济人口,甚至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民族国家,这是近现代的事情。中国性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文化的凝聚,而且它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是多种文化并存。即使是汉族或者所谓汉文化里面,它也是百家争鸣的,是多种学术学派并存的,也是多元和多维的,所谓中国人也是多种民族一体的。

   同样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活着的历史,不但是古老的文明还是延续的文明,是活着的文明。这个和那些已经灭亡的,最后通过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只能在博物馆里来欣赏的“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中国人今天在待人接物,我们的交往处事、我们的思维是连绵不断的,是一个历史的中国;是一个版图的、人口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中国。这里面孕育出一套中国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制度,以及在“中国性”之下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至少不是近现代现代性意义上西方那样个体的发现、个体的张扬,最后个体的焦虑与毁灭。

   1840年以来,当时叫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过去几千年,虽然我们也有起伏变化,甚至变化也很激烈,也有过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遭遇了千年未见的大悲剧、大挑战、大危机,近现代以来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关系十分紧张。这个紧张是看得见的:器物层面有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还有看不见的就是思想文化心理,乃至于理论层面的,在交流碰撞中,一方面是不对等不平等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出现了所谓“太庙中的图兰朵”这种现象。

   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时是一个意大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歌剧作家,他想象中的东方世界,几个歌剧都是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也好,图兰朵也好,当时被张艺谋这样的艺术家弄到太庙里来,就出现了图兰朵中的太庙、太庙中的图兰朵这样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其实是1840年以后就不断再现复制升级变换的,其实就是中西有文化交流有碰撞,甚至有矛盾,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不但还没处理好,甚至变得越来越尖锐。冲突误解、文化间的不对等,以至于现在所谓“中国焦虑”、“中国恐惧”、“中国威胁”,它还不只是我刚才说器物层面的经济人口的发展,咱们的发展速度规模势头,也包括背后这套文化。这套历史以及由这套文化和历史孕育出来这套制度治理模式,这是真正我觉得太庙中的图兰朵绕不开,躲不过的,是要在文化交流沟通碰撞,乃至于是文明互鉴中来加以解决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

   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影响。您如何去评价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的定位,中国学术话语传播目前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黄平:

   这也是刚才说的1840年以后的东西方交流、碰撞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被动接触,甚至是文化意义上的被侵略,然后有我们对外部挑战的回应,就产生了一个中西文化问题。

   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古今问题。古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是文化中国,是历史的、是延绵不断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不断遭遇挑战,不断发生断裂的,或者可能的断裂。但是最大一次是1840年以后来自西方的,所以古今和中西成了两个要处理的重要维度。

这是中国文化人从晚清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想要处理,想要解决,想要甚至超越的。做得好就超越,做得不好就会掉进陷阱里。而所谓中西它也不应该、也不是一个黑白两分、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西之间还有巨大的中间地带,中东、阿拉伯、非洲等既不是西,也不是东。(当下)广大的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人们从西方视野看世界,对中国乃至于对日本的傲慢偏见无知,需要我们来克服。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是要么中要么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即非西方。中国其实是非西方的一部分。第二就是我说的“中国性”,从我们自己叙述中重新找回正当性、延续性,现在叫文化自信,背后就是文化自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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