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戴向明: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笔谈(一)

更新时间:2022-05-01 00:17:28
作者: 戴向明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百年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历程及成果,略谈一点心得体会。

   一、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仰韶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文化空白。然而,当时“中国文化西来”说颇为盛行,主持发掘的瑞典学者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东欧地区的彩陶相似,进而提出“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留学回国的李济、梁思永以及一批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先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中国本土的中华文明探索之旅就此开启。殷墟发掘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青铜器、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和王陵、贵族墓葬,不仅证实了商代历史,而且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文明。30年代初,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种介于仰韶和殷墟文化之间、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 并有学者提出仰韶与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李济、梁思永等认为,龙山文化的发现为商文化找到了一个源头,代表着中国文明初期更早一个阶段的文化。尽管这种认识不十分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不断积累新资料的基础上,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重点是确立各地区新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构建“文化发展史”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成果是1981年苏秉琦发表的“区系类型”学说。这一学说极大推动了我国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体系的建立。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遗址的持续发掘研究,学界确认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其来源于黄河中游的前仰韶文化。随着对中国境内各区域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历史时期文化发展序列建构的不断完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不攻自破。

   这一时期,通过对一些遗址的大规模揭露,史前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有关仰韶社会的成果最为显著。经大规模发掘的半坡、庙底沟、姜寨、北首岭、大地湾等遗址,完整揭露的元君庙、横阵、史家等早期墓地,为研究仰韶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严文明对仰韶早期聚落与墓地的研究,为此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聚落考古的有效路径与模式。此外,夏商周三代考古有关中国青铜文明的重大发现,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确认是早商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是夏代都邑等,为后来兴起的文明起源大讨论奠定了基础。

   1985年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面世,拉开了考古学探索文明起源的大幕。夏鼐指出,文明应具有“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技术”三个要素,并且在政治组织上应该已进入国家社会。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他认为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可认定是“商文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属于夏文化,尚不能确定,但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应该已进入文明社会。他还进一步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使得他有关文明起源的见解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

   从7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子”、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高级贵族墓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贵族墓葬,以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上游等一大批史前城址的相继面世,将中华文明起源时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基于其中一些重要发现,苏秉琦结合“区系类型”学说,在90年代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将文明起源引向新石器时代,确立了史前区域文明多元化的基本认识。更加具有探索性和前沿性意义的是,苏秉琦进一步探讨中国史前社会演变、国家起源等更深层的问题,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阐述了“从氏族到国家”的社会演化过程。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更多的考古学家参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很快形成了一股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从域外文明总结而来的文明“三要素”理论,未必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中华文明起源可以上溯到尚未发现文字和大规模金属冶铸遗迹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提出相应的文明判断标准。比如,高端玉器的广泛使用、礼制的形成、城址的大量出现等。依据不同标准,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形成于“万国(邦)林立”的龙山时代;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甚至更早,如仰韶中晚期、红山晚期、大汶口中晚期、崧泽—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

   在众多讨论中,严文明等学者独树一帜,主张从“文明化”的角度来探讨文明起源,将文明起源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严文明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前期属于文明化起步阶段,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已进入初级文明,夏代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他还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这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认识高度契合。“多元一体”的认识后来也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所证实、丰富,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总体性特征。

   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起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20余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取得了许多惊人发现,包括河南灵宝西坡仰韶中晚期的“大房子”和贵族大墓、巩义双槐树仰韶晚期大型环壕聚落和夯土建筑基址、甘肃庆阳南佐仰韶晚期大型建筑基址、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些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期城壕和贵族大墓、陕西神木石峁龙山古城、山东地区一些史前城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和水坝系统、两湖地区天门石家河、沙洋城河、澧县鸡叫城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四川新津宝墩古城、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这些成果为探索各区域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资料,推动相关研究持续深入。

   近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考古学学科发展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其一,关注重点逐步从文化转向社会,广泛涉及聚落与社会、环境与生业、经济与技术、艺术与信仰等方面;其二,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田野考古水平整体提高;其三,科技考古成为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领域之一,为古代社会综合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和新视角;其四,文明起源研究不再仅关注文明标准和起源时间,而是深入社会结构和文明肌理,以及对中华文明形成机制、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的探研;其五,通过对良渚等早期国家社会的确认,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余年持续发展;其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已成学界共识。

   二、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把握早期中华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笔者结合学界的相关成果,简要梳理中华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的主要脉络。

   如果从直立人出现算起,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至少200多万年,直到距今一万余年以前,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以流动性的小型血缘群体为主要社会单位。公元前10000至前70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开始使用部分磨制的石器,陶器有了较多的应用,取食方式趋向通过渔猎和采集获取众多动植物品种的“广谱型经济”。华北和华中(长江中下游)的某些地区出现了初期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成为世界上农业起源地之一。

   大约公元前7000年(或稍晚)至前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定居村落广泛出现,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长,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基本形成。不过渔猎采集的攫取型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以陶器为主要指征,在长江、黄河、辽河领域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不同地区出现了因地制宜的房屋类型,村落大多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同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公共墓地,很多聚落还有壕沟环护。包含几个家族的氏族公社应该是这一时期基本的社会单位。以公元前5000年左右为界,该时期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相当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阶段,后段相当于仰韶早期阶段。从前往后可以观察到,各地区遗址数量有明显增长,人口增加,农业发展。在一些环境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陕西关中平原、浙江宁绍平原等地,出现了如姜寨、河姆渡那样发育良好的聚落,可能会存在由数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组成的胞族公社,显示出发达氏族社会的特征。另外,后段还可见到一些聚落相对集中分布的现象,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些有婚姻和利益关系的氏族比邻而居,共同组成部落,成为一种较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无论是聚落之间还是聚落内部,都很难见到贫富悬殊、等级分化的现象,总体上尚属于小规模的、较为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

   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18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内,形成了八大文化区:黄河流域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燕山以北到辽河流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区。在此期间,大部分地区农业发展成熟,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各门类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显著提高。随着生产力发展、财富积累增长和社会竞争加剧,氏族制度开始瓦解,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元趋于小型化。贫富差别和等级分化也悄然发生并不断扩大,社会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各文化区都相继开启了节奏不一、程度不同、各有特色的“文明化”或社会复杂化进程,并在其中一些区域孕育出了最早的国家。

   约公元前4000年到前3300年,在最适宜农业发展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几个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社会组织,也可以说是最初的政治实体,开始出现特权阶层。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一般在数十到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以一个数十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为中心,大小聚落共同构成二、三层聚落层级。大型聚落内,或有类似原始宫殿的大型建筑,或有随葬精美玉石器、陶器等高级物品的贵族墓葬。如河南灵宝铸鼎原聚落群中的北阳平和西坡、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等大遗址均有类似发现。在湖北天门谭家岭和湖南澧县城头山还发现了早期城址。

   公元前3300年到前2300年左右,各主要文化区的社会发展呈现很大差异。其中发展最充分的仍是此前就有较好基础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北方地区,以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都是受中原等地影响而次生的亚文化区,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出现明显贫富、等级分化迹象。黄河中下游代表性大型遗址,如河南巩义双槐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出现了结构复杂、工艺考究、面积较大的高等级建筑。稍后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聚落有随葬玉石器、彩绘陶器、(漆)木器等奢侈品集中分布的权贵墓葬。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邹县野店、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和江苏新沂花厅等遗址中,也有随葬陶礼器和玉石器的权贵大墓。这些遗址反映出的社会形态较此前有较大发展,但社会性质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皆属于前国家性质的区域复杂社会。东北燕辽区的红山晚期及其后续文化,则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巨变。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坛、庙、冢”,表明红山社会可能拥有统一的信仰和祭祀行为,并有明显的墓葬等级,但其世俗社会的发展状况,尚未确知。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则彻底衰落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100.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