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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我的高考

更新时间:2022-04-29 18:23:47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自从1973年1月初中毕业,双脚迈出绍兴一中大门那天起,我心里以为,与学校也许再不会有什么瓜葛。因为,单凭我初中二年期间的学习成绩,我当时升入高中,本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而我最终之所以与升读高中失之交臂,原因在于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受“文革”冲击的对象,家庭出身问题,对我而言,乃是“原罪”,它让高中的大门,对我沉重地关上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母亲当天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学校学习生活已经结束,以后,你只好自学了!

   于是我开始为果腹而挣扎于人世间,幸亏我母亲“文革”之前担任过绍兴市总工会下辖的工人休养所所长的经历,让她得以认识不少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拥有一定的人脉。她到处找熟人帮忙,希望能解决我的谋生问题,功夫不负苦心人,的确有人施以援手,先后给我提供了几份糊口的工作,先是在一家建筑队做了近一年的泥水小工,拌混凝土,提石灰桶,捆扎钢筋,给泥水匠打下手,又到制药厂拉了十多天的板车。应该说,我的运气尚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进了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当上了季节工,每年10月干到次年的5月,工种是开机器筛麦,这是制作啤酒花麦芽的第一道工序,三班制倒岗,每天1元4角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因为正式的学徒工每月工资才15元。另外,上夜班还有津贴,小夜班每天1角5分,大夜班每天2角,实在不无小补。

   更走运的是,某一天傍晚,我母亲在她单位门口偶遇时任绍兴油厂厂长的高继生先生,拜托他解决我的工作问题,高厂长痛快答应,让我每年5月到绍兴油厂当季节工,从5月干到10月,如此一来,就和麦芽厂的工作衔接上了。2年后,在高厂长的关照下,我又成了绍兴油厂的常年合同工,每月工资36元,这是当时二级工的水准。

   在油厂,我先后做过的工作,有浸出(用汽油通过复杂的工压榨提炼出油饼中的残余油分)、司炉工、炼油等,成为典型的多面手。我在油厂的合同工生涯一直延续到1977年9月,当时觉得,长期做合同工不是永远的出路,正好我们兄妹两人,我留城,我妹妹下乡的方案定下,我的妹妹,为我做出了牺牲。直到今天,我还感激于她那份骨子里的厚道。于是就选择留城工作的预备阶段……学工,进入了绍兴航运公司,工种是内河轮船上做售票员,专跑海塗线,单程一趟3小时,每天随船跑三趟,在此期间,高考恢复了,我虽然多年离开学校,但读书一直是最大的兴趣,像《爱的教育》、《缘缘堂随笔》、《安娜·卡列尼娜》、《雾雨电》、《沫若文集》、《水浒传》、《马凡陀诗歌》、《杭州山水的来历》、《史记选》、《曹操集》等古今中外书籍读过不少,文科方面的知识应该说还不错,于是跃跃欲试,花5角钱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那年高考有预试,考语文、数学二门,语文一科对我而言,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数学一科,我是一窍不通,交白卷出考场,所以,预试被淘汰,乃是一点悬念也没有。好在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所以,落榜对我来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失望。

   该年11月,我结束在绍兴航运公司的学工,进入绍兴中药厂,成为正式在编的学徒工了,收入大幅缩水,变成了每月15元,外加2元钱米贴,但是,这毕竟是份正式的工作,内心还是挺高兴的。然而,一些平时一道玩乐和学习的朋友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失落。他们中间有考上上海交大的,有考入浙大的,也有考进南邮的,令人羡慕不已。而自己尽管有了一份工作,但和他们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中药厂,我的工种是最辛苦的岗位之一……改制,即把中草药在水里泡软了,用机器切成小片、小块,然后,摊在阳光下暴晒,晒干后装袋,交给粉剂车间打摔成粉末,再混合调制成“乌鸡白凤丸”、“桑菊感冒片”、“银翘解毒片”等中成药。基于躲避辛苦的念头驱使,更是出于和已经考入大学朋友攀比心理的鼓动,我决定继续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为1978年的高考做准备。

   绍兴中药厂不过是一个100多号人的小厂,改制车间更是只有5名正式工加上10多名外包合同工的小车间,但小环境非常好,主任倪师傅是位临近退休的老党员,平时为人不苟言笑,对下属要求很严,但是,对爱看书学习的年轻人,则是多有鼓励和支持。我的师傅茹婉珍,一位为人厚道善良、30多岁的大姐,她也像对待自己亲弟弟一样关心我。所以,尽管我当时无法脱产复习迎考,但是,在上班期间,我在忙完主要的工作后,是可以看书做卷子的。厂方对年轻人的高考也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每天在工作时间开放一个小时的公共电视间,让我们准备高考的几个年轻人,收看电视上的高考辅导讲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才能保持住良好的心态和上进的势头,为顺利迎接即将到来的1978年高考奠定基础。至今念及,我心里依旧是充满感激之情!

   和1977年那次惨遭滑铁卢的考试状况一样,我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依旧是数学。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1977年各省高考数学考卷,我绝大部分连题都看不懂,更遑论解题答卷了。我只好花笨功夫,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教材,但没有老师指点,其成效也近乎等于零。我母亲听说其同事董先生有一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遭遇“文革”厄运,阴差阳错被发配到绍兴柯桥中学执教,我母亲大喜过望,如同抓住救命稻草,拜托董先生帮忙联系,让我和我好友孟勤国,跑去离城关镇20多里地外的柯桥,找到这位老师,请求他点拨一二。

   见面之后,这位老师就拿出柯桥中学的高考数学模拟试卷,让我们答题,测试我们的数学掌握程度,可结果是令人汗颜:我一道也解不出来,吃大鸭蛋一个,孟勤国的情况稍好一点,答出一道半题(所以,后来他的高考数学成绩比我高近20分,过了当年浙江省文科360分的重点录取分数线,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 。毫无疑问,这次测试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觉得1978年高考,是那么诱人,可又是那么遥远,那么让人绝望!柯中这位老师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沮丧,也同情我的处境,一再安慰我:考文科,数学不是最关键的,还是把其他科目复习好,来补数学的亏空。同时,他也告诉我,在短短1、2个月里要全面补习数学根本不现实,所以,在数学的复习上,就要有所选择,重点学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这些稍容易的内容,能抢下几分算几分。现在想来,他的点拨真的十分中肯,非常及时,完全合符《孙子兵法》“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抓重点的道理,避免了出现面面俱到,而面面不俱到的困扰。

   幸运的是,1978年的高考有了重大的改革,不再搞什么初试了,而是一考定终身。考试的科目,也成了5门: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科目中,除了数学外,我对其他几门都是有信心的。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能混入大学的关键性机会,如果还是像1977年有数学、语文两门的初试,1978年的高考,我同样会名落孙山。被挡在大学的校门之外,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我了!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感觉到自己还是没有准备好,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上考场的,无欲则刚,由于我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所以,能正常发挥,数学卷,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解答了出来,其他的题目,自然是付诸阙如。语文,考得不甚理想,作文是缩写一篇文章,结果画蛇添足,文字没有压缩在规定的字数之内。政治、历史、地理的卷子,我以为相当简单,像人类社会经历了哪几个社会形态,官渡之战这样的名词解释,答起来很是轻松愉快。

   到了8月份,高考成绩揭晓,我的考分,既无痛苦的失望,也没有意外的惊喜,就是正常的结果:数学:28.8分,语文:68分,政治;84分,历史:90.5分,地理:86分。总分:357.3分。那一年,外语不计入总分,我也去试了一下水,得26分。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因此,进了大学后,我被分入了英语的快班。只是本人无语言方面的天赋,40年过去,英语依旧没有什么长进。

   高考分数公布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这时候,自己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毫无信心,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压力,但此时,觉得这样的分数,已能够正常被录取,所以,就患得患失,变得焦虑起来。9月中旬,孟勤国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在祝贺朋友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录取前景而牵挂着急,尤其是9月下旬听到有人说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发出,而自己这里,消息却依旧是杳如黄鹤,这不免让我情绪极其低落、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我母亲见我这种丧魂落魄的样子,一再安慰我,能够上大学当然是最好,然而,即使落榜,毕竟已有工作,也不必太难受,日子总是可以过下去的。不过,我心里明白,她心里其实比我更着急,心情比我更为难过,因为以我的高考分数,如果真的在录取问题上发生了意外,那就不是单纯成绩本身的事,而是有其他因素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不过,落榜的悲剧毕竟没有发生。那一年10月2日的晚上,在厂里假期值班的师兄小何,来到我家里,带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山穷水尽,终于翻转为“柳暗花明”。我的人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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