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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风:从此滇波不倒流

更新时间:2022-04-26 09:08:16
作者: 张轲风  

   关于“滇”和“云南”之名的由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的地名掌故,事实上,围绕二者的地理解释及其经典知识的形成,不只是地理学、语义学、地方史志编纂的认识范畴,还是一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史,它关乎地理知识与政治权力如何互动、地方记忆与国家认同如何构筑、意识形态与地表景观如何联结的重要问题。我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梳理,并据此揭示王朝国家体系下的文化精英是如何借助地理知识、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建构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脉络和国家认同的,进而解析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经典地理知识的解释转向。伴随着这一转向,作为地理实体的山水,也存在一个由意识形态不断阐释和重塑的景观驯化过程。

  

   滇即颠也

   汉武帝经略西南的时代,滇池进入了内地人的地理视野。大约魏晋时期,汉语文献里出现了“滇池倒流”的解释。《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滇池在晋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常璩《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所谓“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大约是指滇池的入水口大而出口小,形如“倒囊”。滇池水源集中在东岸,大小河流十余条,尤以东北岸的盘龙江为大宗,而出水口仅西岸螳螂川一处,且异常狭窄,如此古人以为有“倒流”之势。明人王士性形容它“腹广而颈隘”,清人贺宗章云“形如锅底,出口凹垂”,这些大致是遵循谯周、常璩之说形成的解释。从文字学上来讲,“滇”即“颠”也,二字同声,义可互训,颠有颠倒之义,故以此解释“滇”字。此后,《后汉书》《水经注》《括地志》皆从常璩之说,致“倒流”说影响日益扩大,且为后世地方志广泛采用,成为历史上关于“滇”名由来的经典地理知识。

  

   至明代,“倒流”说又衍生出新的理解。周复俊《泾林杂记》卷一记:“天下水皆东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达于三峡。其水倒流,故曰滇。”明人王士性、尹伸等人都提及了滇池逆向西流的地理认识,清代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大量著述也有广泛征引。此说基于流向而言,滇池之出水,循安宁螳螂川西流,绕富民,达禄劝之普渡河,北注金沙江。滇池逆向西流,与中国之水大多东流入海的认知常识相悖,从地理观感上对内地人构成很大冲击。如此解释“倒流”,较早期文献中的“源广末狭”更为直观,更有说服力。不过,汉晋文献并未提及滇池出水流向,此说大概率是明人的臆解。

  

   此后,“倒流”说逐渐讹传,有扩大至云南多数河流之趋势,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意涵。清人刘崑《南中杂说·山川》云:

  

   (云南)山尽西向,水尽西流,汇为澜沧江西入缅甸,出西海,不闻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卫神京也,故号曰滇中。滇之为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犷悍之心。明朝二百年,号曰全盛,然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当车,万无生理,徒以豺性豕心,侥幸万一,至族灭不惜。

  

   此段文字中呈现的“叛逆”叙事,是基于汉文化本位思考而形成的权力话语,是对边民“不服从”的他者表达。然而,刘崑脑洞大开,从“滇即颠也”出发肆意推导:颠即倒也,倒即逆也,逆即叛也,云南山水全部与内地反着来,长期受此浸染之人,莫不生“犷悍之心”,将族群“叛逆”归结为一种地理本性。刘崑是明末清初时人,待在云南十年之久,思想上受到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烈变革的巨大冲击,他眼中看到的云南,是一个频遭兵燹、满目疮痍的大战场:土司“叛乱”蜂起并争,“沙定洲之乱”令沐府镇滇的二百余年基业毁于一旦;明末张献忠麾下孙可望部入滇,随后又与李定国部“火并”;永历帝在李定国扶持下组织抗清,又在清兵紧逼之下狼狈“西狩”。而后云南喘息未定,吴三桂继而起兵。或许正是受此刺激,刘崑发出了“山逆水逆”的云南不足以治的悲观骇人之论。

  

   这种基于地理特性的云南想象,并非刘崑一人的见解,不少人持有类似的固陋之见。清代小说吕熊《女仙外史》亦载:“万国水皆顺流,唯滇之水则倒行,斯亦奇事,足征此邦之易叛。”他们往往将云南视为一个“远在天末”、毒瘴横行的荒僻之乡,一个蛮夷犷悍、“叛服靡常”、长久不入王朝版图的政治疏离空间,遥远、反叛、妖异几乎构成了昔日云南的文化表征。《史记》《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的叙事逻辑是,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有着诸多难以识别、大大小小的“混杂的人群”,汉武帝时期的经略活动不仅将该地纳入郡县体系之下,且为其重建了文明社会秩序。《后汉书·西南夷传》在“滇池倒流”之后,继而述说了王莽至东汉初年当地族群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其时舆论与刘崑之言如出一辙,出现了“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的见解,这似乎给了后世阅读者“倒流”与“叛逆”相伴生的强烈暗示。随后南诏、大理的立国,向来被视为“唐宋以来各僭据,声教不与中国通”的一段政治文化断裂史,“叛服靡常”的云南印象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加强了。唐人储光羲《同诸公送李宓云南伐蛮》诗云:“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其中化用了“汉习楼船”典故:昆明夷屡次阻挠汉使入境,让汉武帝大为光火,立志荡平其地,故于长安“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 然而,西汉昆明夷在今大理一带,昆明池是今日洱海,并非滇池。后世人大多不甚了了,想当然地将昆明夷“叛逆”与滇池“倒流”联系起来,构筑了“叛逆”族性由地理而生发的想象基础和文化语境。

  

   明初平定云南之际,朱元璋的诏谕也明确传达了云南的“易叛”性:

  

   云南诸夷,自古叛服不常,馴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傅友德)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谈迁:《国榷》卷七)

  

   此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南征史事。在明清诸葛亮南征叙事中,均能窥见云南易叛难治归于地理本性的叙事逻辑。明人唐之夔《元武洞碑记》云:“滇省远僻西徼外,疆域山川与中州殊绝”,“山川氛恶所钟,非杰如武侯者出,欲服而驯之也难矣”。清人王思训《述古诗》以“广源狭末复西流”的地理解释起首,历数云南叛乱难治之史事,诗末“叛服不常真爨僰,天威惟惕武乡侯”两句则强化了诸葛亮南征定滇的绩效。明清统治者着意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积极营建武侯祠,加强文化宣传攻势,于诸葛亮南征本事之外衍生出诸多传说、信仰、地名和景观,借此实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的治化意图。窥察其用心,自然是在王朝国家体系下倡导宽猛相济的“驯服之道”,从而抑制云南的“易叛”族性。

  

   滇即巅也

   刘崑狭隘的“地理决定论”自然是极端偏激之言,其背后暗藏着云南不可予治的政治倾向。随着元明清时代云南内地化进程的加速和基本完成,这种解释自然会逐渐消弭。内地化进程包括很多内容:政区的建置和调整;行政管理体制的日臻完善;改土归流的深化推进;以明代卫所为代表的大量内地移民涌入;农业、矿业经济开发;儒家意识形态传播和推行;等等。倘若联系“倒流”与“叛逆”伴生的解释逻辑来思考,滇池疏浚工程发挥的潜在作用可能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了。一直以来,“源广末狭”是解释滇池倒流的经典地理知识,正是这种“形如倒囊”的地理结构,导致滇池受水多而排水难,水患异常严重。因此,疏浚滇池海口就成为元以来滇池水利工程的施治目标。

  

   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和劝农使张立道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滇池水利工程实施,“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明清两季持续疏浚海口达二十余次,滇池水位持续减低,明代中后期的昆明城,已从元初“三面环水”变为“一水抱城西”的景观。滇池东岸农业用地和城市空间的持续拓展,意味着王朝力量干预下对“蛮荒”之境的改造和重建,必然为统治者和文化精英们带来心理上的极度舒适。清人何彤云《滇池歌》云:

  

   旌旗至今如在眼,楼船几费攻习功。吁嗟乎,唐铁柱,宋玉斧,一朝划断益州土。七百余年几沧桑,南中又来革囊渡。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

  

   此歌重复了云南文献常见的历史叙事,着意强调“元跨革囊”结束了“一朝划断益州土”的政治断裂,接续“汉习楼船”的王朝传统,云南重回中央王朝怀抱的意义。“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二句则昭示了这样的图景:水利疏浚工程将滇池水患之区改造为秩序井然、丰收富足的农业景观,隐喻了云南重入王朝国家体系后地理景观重获新生。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因“倒流”而生发的心理恶感。滇池不再是一个“麻烦”,在汉文化凝视下日益涵化成“一碧万顷”的滇中胜景。

  

   随着内地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清后期的云南已成文化精英眼中的乐土,“文治之光华映照四国,滇之人士与中原文献之邦均受涵濡之泽者,百数十年于兹矣”(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与之相联系的是,清嘉道以来的“倒流”说开始退出主流话语,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淡化了其中的“叛逆”意涵。道光时期,跟随其父云贵总督阮元在滇多年的阮福,完成《滇池即滇县考》一文,关于“滇”之由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论证:

  

   所谓滇池,当读作颠池,以颠为义,则训为顶池。盖言益州各水,皆四面下注于卑池,而此县之地与池独居地高顶也。……据此则皆因昆明滇池居地高颠之故也。……至于《华阳国志》水如倒流之说,似亦因滇字本作颠字,而以颠倒为义,然倒流之说曲,不如巅顶之说直。果尔,则此间古颠王,岂肯以倒王自名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十三)

  

   “滇”即“山巅”之说,一扫“倒流”说的悖逆隐喻,甚而为滇池营造出一种清淑高远的天池气象。此义一出,获得王先谦等诸多文化精英的认可,影响日大。近世袁嘉榖先生力主此说:“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绎》卷一)嗣后,“山巅”说被纳入具有近代云南乡土知识体系建构意义的《新纂云南通志》之中:“滇池,以居全国之巅得名。”使之内化为近代云南的经典地理知识。

  

   关于“滇”之解释,表面上是从“倒流”说到“山巅”说的经典知识转换,实质上是王朝体系下云南内地化进程中重塑国家认同的一种表征。其实,“山巅”说早见于宋末元初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水多聚于山顶,溪池广远,谷岛高峙,称为滇水。”然而其义不彰,不为世人所重。究其根本,恐怕与“倒流”说在当时云南与内地尚较疏离的政治环境下更得人心不无关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关于“滇”名的解释似乎也是历史渐进发展中的自觉选择,在“人文几与中州埒”的晚清云南,阮福的“山巅”说可谓应时而出。

  

   南中從此彩云开

与“滇”类似,“云南”之名的解释也有一个国家认同重塑的过程。汉武帝元封二年(前一0九)设益州郡,下辖属县之中就有云南县。嗣后,历代沿用“云南”之名,或为郡名,或为县名,至元代以来而扩展为行省之名。关于其得名,汉晋文献没有明示,此后主要衍生出“云岭之南”和“彩云南现”两种解释。《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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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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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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