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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风:从此滇波不倒流

更新时间:2022-04-26 09:08:16
作者: 张轲风  
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其山。”这段文字注于永昌郡云南县之下,隐含了“云南”之名与这座无名大山的关系。而“云岭”之名始见于《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注首次将这座无名大山指认为云岭,成为学界主张“云岭之南”说的重要证据。无奈云岭所在难以考实,或谓点苍山,或曰鸡足山,莫衷一是。

  

   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呢?古汉语中的“云”,多用来形容“高”。古有云车,《后汉书》卷一李贤注:“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再如云梯、云杉、云崖等等,皆喻其高耸入云之意。地势高峻是古人对云南最直接的地理体验,从内地向云南方向进发,人有一种“拾级而上”的攀登感,正所谓“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滇”释为“山巅”,也是此意。前文无名大山的显著特征正是“众山之中特高大”和“与云气相连结”,山高则云现,因此所谓“云岭”或泛指高山,并不一定实指某山而言。再者,“云南”的初义不一定是指云岭以南,也有可能是指“南边的高地”。古代常用“滇南”“黔南”等地域概念,其中的“南”实指南边之滇、黔,描述的是区域整体方位,而不是云南之南、贵州之南。

  

   至元明时期,富有浪漫色彩的“彩云南现”说跃然纸上。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成书的《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七载:“汉武帝元狩间,彩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乃置云南县。”此说不见于元以前文献记载,久为学界诟病,结合《纪古滇说集》《大理行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等元明文献中尚未定型的多种说法来看,它应该是文化精英结合本土传说而不断层累的产物。尽管此说缘于附会,然而颇得人心,为谢肇淛《滇略》等大量官私文献复制传播,成为社会舆论喜闻乐从的经典地理知识,至今不衰。一九一八年,云南县且据此更名为祥云县。

  

   为何大家都喜欢虚无缥缈的“彩云”故事呢?首先是云南有“彩云南现”的环境基础,云南之云确实美得不像话,色彩纷呈,给人以神异奇幻之感。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藏在明清云南频繁的“庆云”奏报之中。从云南祥瑞奏报来看,作为“太平之应”的庆云奏报占了很大比重。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杂志》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彩云呈现的当年,云南“祥一而灾百”,“何能怙彩云以自凭”?然而,这消减不了云南奏报庆云的热情。为何云南官员热衷于此呢?庆云奏报并不能简单视为地方阿谀之举,只有从王朝维系边疆治理的合法性上加以理解,方能贴近其真实意涵。庆云是天下太平之瑞应,而所谓太平者,乃是王治圣化下的太平。换言之,“彩云南现”是王朝国家体系下云南治化、太平繁盛、黎庶安乐的文化表征,云南官员借用“彩云”说凝聚历史记忆,彰显云南“自古以来”渴慕王朝治化的历史图景,从而再塑了云南地域的王朝认同。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彩云南现”说为明清云南地域的王朝治化提供了瑞应摹本、认同纽带以及礼法依据。

  

   在明清两季的历史语境里,“彩云”说成为云南治化的隐喻符号。清人尤侗《平滇颂》“彩云飘摇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诗句,凝聚了彩云南现、汉习楼船、兴办水利等多重意象,将国家治理与王朝记忆链接起来;孙髯翁《登拓边楼》“寄语南中诸将帅,武乡祠与彩云齐”诗句,则将“彩云南現”提升到了与诸葛亮南征同等地位;张九钺《昆明古意》诗云:“西略何知文教急,南中从此彩云开。”张履程《彩云百咏序》谈及书名之由来云:“盖彩云南见,固滇文教所由兴,而忠孝节烈,尤其炳焉增辉乎彩云者也。”“彩云”与云南文教治化的联系被不断彰显。“彩云南现”表面上是一个浪漫故事,而其实质是借助王朝记忆,持续维系王朝治化,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话语。

  

   被“驯化”的山水

   依托自然山水而形成的地理知识,往往与文化、权力紧密交织在一起。“滇”和“云南”地名解释的转向,是在元代以来云南重归王朝版图并逐渐实现内地化进程中完成的,在此进程中,王朝的权力触角不断延伸到云南的各个角落,并通过政区设置、派官置吏、改土归流等手段,将之重新组织为“中央”治下的一个“地方”,进而通过移民实边、农业开发、兴修水利、交通展布、城池规划、建筑营造、文教倡行、整饬风俗等方式影响和改造地表景观,建立起一种由夷变夏、由乱及治的王朝治化秩序。随着王朝秩序下的历史文化要素逐渐叠加于地表,意识形态对自然山水的“阅读理解”也会随之跟进。自然山水不能言说自己,外来和本土文化精英往往会把意识的“强权”加诸其上,在特定的思想观念、认知逻辑、审美取向和文化心境构筑的环境感知体系下,将其营造为一个新的文化场域或“高度人性化的空间”(段义孚语),从而扭曲自然山水的本来样态,生产出与权力秩序、政治需要、利益诉求相配套的地理知识、审美情趣和文化表征。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山川地理焕发出另一种面貌和气质。经过这一文化重建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自然山水被意识形态“驯化”了。

  

   就云南而言,这一文化过程就是将原本的“边徼蛮荒”之地改造为“衣冠礼乐”之邦。当早期汉文化向边疆民族山区艰难推进时,云南边陲美景时常被内地汉人描述为“蛮山瘴水”,然而被王朝秩序改造后的云南山水,经过长期的礼乐熏陶,被整合到汉文化的思想体系和审美逻辑之中,似乎突然变得“好看”起来,正如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所言:滇南文教日盛,人才辈出,离不开天地钟灵之气的涵化,“山则碧鸡、金马之雄秀,水则洱海、金江之清淑,其钟于人者,正不薄也”。

  

   山水审美的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王朝秩序在云南的确立和巩固。元人程文海《元世祖平云南碑》云:“万国一家,孰为要荒?点苍苍苍,禹迹尧墙。”寥寥数语,具有重整山河之意义,依托《禹贡》的逻辑将云南地理重新编入华夏文明的序列中来。元人王昇《滇池赋》洋洋洒洒,将滇池风景之胜概、昆明城市之繁华渲染到了极致,而造就这番胜景的,则是“我元之统治”,云南“久沾被于皇恩”;明人刘文征说:云南由乱及治的历史轨迹,缘于王朝政治秩序的巩固,“天将使此土化培娄为高陵,化荆棘为松柏,化鸡犬为鹿鹤,化浊恶为清凉,非有圣人不能”;清人孙髯翁凭临大观楼,凝望着滇池的淼淼水色,“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脑海里浮现的是一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的云南与中央王朝关系史。滇池不再是纯粹的地表景观,而是链接着云南与内地一体化历史的记忆场。何彤云说“从此滇波不倒流”, 张九钺谓“南中从此彩云开”,都在寄情于山水,而这个“情”,则是边民望治的国家情怀。

  

   当然,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的文化重建过程,不是外来者和统治者单向度推动的,同时离不开王昇、孙髯翁、何彤云、张履程、袁嘉榖等本土文化精英的认同和配合,事实上他们是共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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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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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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