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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霖:认识世界、改变世界与解放思想

更新时间:2022-04-26 08:59:02
作者: 汪毅霖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一门追求经世致用之学,即使是被马克思讥为“庸俗”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服膺于此。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就把经济学家分为两类:一类只是想要理解即认知世界;而另一类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前者正如施蒂格勒本人,后者的代表则如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施蒂格勒的同门和同事),在教育、社保甚至兵役等领域都产生过政策影响力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实际上,极少有经济学家能够兼顾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角色,例如施蒂格勒所举例的弗里德曼,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驱所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在拉美各国和东欧转轨国家造成的是与预期相反的经济结果。而通过阅读黄奇帆的《分析与思考》一书,我们可一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的中国式双向探索。

  

   《分析与思考》一书的作者既是经济政策的实践者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其“见解不仅有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对中央政策和政策设计具有很强的含义和操作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语)。虽然笔者对《分析与思考》一书早有耳闻且身边同多有赞誉,可直到最近才有幸认真拜读。这一方面是一种遗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偏得,因为最近两年全球经济大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可将更多的后见之明引入自己的阅读体验。笔者之意不在于全面总结此书的内容,而是想借由此书,对其背后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求真法门和无解之困—略谈一孔之見。进而如果可能的话,再谈一谈笔者从阅读中获得的一些超越经济学层面的思考—什么才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外部根柢性前提。

  

   以赛亚·伯林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和刺猬。狐狸广博故无所不知,而刺猬深思故有一大知(这类似于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 A. 哈耶克的思维清晰型学者和思维糊涂型学者的二分)。不过,伯林和哈耶克的二分法也并不绝对,在思想史上确实出现过“高级的狐狸”,他们广识且深刻,马克思、韦伯、凯恩斯等皆是。在《分析与思考》中,作者也展现了“高级的狐狸”的特征:他在书中广泛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货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贸易摩擦”等经济热点问题,涉猎广泛且颇有洞见。这反映了作者在书中自述的治学原则:“发表的观点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做到不拾人牙慧、道人所未道。”

  

   摇椅上的经济学家往往更接近于“刺猬”,恰如哈耶克自己。所以,“高级的狐狸”的自我修养不能只归功于治学上的自律,更源于多年在经济政策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积累,至少对曾经长期在上海、重庆两个直辖市担任重要的经济领导职务的作者来说是如此。关于“主权信用货币制度”“地票制度”“互联网贷款庞氏骗局”“企业杠杆率过高”等问题的思考,之于作者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求索,更是个人的政策实践经验累积。这体现了经济研究中求“真”的重要法门:走出象牙塔,去关注真实世界里的中国故事。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同《分析与思考》一书的作者一样的机缘和际遇,真正做到往圣所提倡的知行合一。但经济研究的求“真”之路并不会因此堵塞。实际上,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由内而外,二是由外及内。前者强调从理论逻辑出发构建认识世界的模型,再将模型的命题交于经验事实加以检验;后者倾向于先获得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再从观察到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出发来构建解释这套经验的理论模型。黄奇帆、罗纳德·科斯、张五常等的研究更多体现了第二种路径,但任何能够反映“真实”“真知”乃至“真理”的研究都应该是两种路径的交叉,只不过每个学者按照自身性格和思考习惯选择了科学探索之旅的不同入口和出口。

  

   在此意义上,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实是有永恒价值的双向提醒:政策专家切不可仅以不接地气为由轻易否定基础性的理论工作(这是政策分析的基准参照系);理论研究者则需要极力避免自闭于象牙塔,只关注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而丧失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力(因为逻辑可能的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很小的子集)。二者结合,方是获得经济研究之真知的不二法门。

  

   作为一门立志于求真知(认识世界)而又多有经世济民之抱负(改变世界)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前者指向历史,后者指向未来。而作为一个读书人,尤其是一个好读书的经济学人,阅读的乐趣之一就在于可以利用时间差,反观以往的经济论著中的种种预测,并且难免会生出些故意在大家名著中挑错找茬的“阴暗”心理。实际上,预测的失准往往是经济学最常被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同行们揶揄之处,甚至生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无休止的争吵。这些“阴暗”或揶揄有时候对经济学家来说并不公平,因为经济学的预测要想精准,关键前提在于“稳定”,如偏好稳定、约束条件(预算、制度等)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等等。然而,“稳定”在真实的世界中似乎是一种奢望:行为经济学证实了人的偏好并不稳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多重转型期的中国人,近二百年来始终面对着制度巨变所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式更是因其易于受到外生冲击(例如二0二0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而求稳定却不可得。

  

   于是,经济学的预测失准几乎在所难免。这并非是经济学家的分析能力弱化,也不单纯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沉溺于数学化工具的奇技淫巧(这些分析工具对于加强经济学的逻辑严谨性和因果推断力实际上都大有裨益),而是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过于复杂。并且,一旦我们不满足于认识世界而是进而追求改变世界,复杂程度就会进一步增长。原因在于,尽管正确地认识世界在多数时候确实有利于合理地改变世界,但即使认识在逻辑上无误,只要内外因素令某一约束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原本在认识上正确的结论就会被完全推翻,相应地,改变世界的政策也必须再做调整。

  

   说得哲学化一点,预测的失准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家在建构关于真实世界的模型时的“复杂—还原”两难困境:涵盖一切内外因素的地图制作成本过高且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过于追求地图的简洁之美也会让路人迷失方向。所以,作为喜欢做事后诸葛亮的读书人,我们对《分析与思考》一书中的预测应该抱有更多善意的宽容。

  

   《分析与思考》一书的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亟须降低杠杆率方可规避风险,但他无法预见到疫情冲击导致房地产市场萎缩,就连某些“ 大而不能倒”的房企也难免最终倒下;作者在逻辑上也正确地分析了中国为什么应该按照“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助)原则扩大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但他却无法提前预知全球疫情蔓延造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局部断裂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飞涨。归根结底,疫情这种突发的重大外生冲击早已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认知范围,而认识上的局部有知和全局无知恰是任何学科都要面对的无解之困,所以才有“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妙语和哈耶克在诺贝尔奖演说辞中对“知识的僭妄”的批判。

  

   不过话说回来,人类也不能因此就停止求真。从致用的角度来说,虽说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极限,但认知范围扩张即人类知识储量的提升又可以拓展人类改变客观世界的边界。如果再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不仅是因为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我思故我在”,并且警惕有限知识的无限僭妄—孔夫子和苏格拉底几千年前就有过提醒—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思考成就。

  

   预测之所以失准,另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因在于《分析与思考》一书的作者忽视了一个约束条件:经济是基础,但政治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单纯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在硬把马克思播下的龙种矮化为跳蚤),故可能出现政治逻辑压倒经济逻辑的情况。按照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中美经贸斗争的结果必然不可能有真正的赢家。所以,作者乐观地预测中美贸易战会在短期内有明显缓和(时为二0一九年上半年);更具体地,他认为由于华为已经主导了行业标准,故对华为的制裁不会产生明显效果。这些预测都漏算了一招,就是在当今的美国,对华强硬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追踪打击似乎也已成了国策,故总统更替(拜登曾在大选时被认为更加亲中)并未带来美方对华遏制政策的软化,对华为的制裁反而愈发严厉且对华为的主营业务造成了影响。所以,经济研究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通向求真之路的经济学是且永远只能是政治的经济学。

  

   表面的预测失准背后蕴含着更深层的哲学含义,《分析与思考》一书的阅读体验再次提醒我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都绝非易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也只能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真理。而想要较优地(主流经济学所期望的最优化在现实中可望而不可即)认识和改变世界,一个根柢性质的前提是“解放思想”,从而可以为理论和实践中的试错创造容错空间。

  

   《分析与思考》一书在史料上的一项重要价值是它提供了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改革开放(当时上海政府和企业上缴的全部利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上海的改革开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主要是开发浦东和金融改革—的亲身回忆,可以让我们多一些超越现象的深层次思考。无论是开发浦东还是金融改革(启动的时间点都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的历史经验都在启发今人:“解放思想”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前提。因为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进而确立起朝着好的方向改变世界的认识论前提;解放思想还可以破除意识形态的阻碍,从而直接促进改变世界的事业。

  

   在经济学家中间,科斯晚年提出的“思想市场”的概念实际上可视为是对“解放思想”的一种经济学视角的学理化表述。然而,中国获得解放思想之功的路径不是科斯推荐的思想市场的完全竞争,而是自上而下地破除阻碍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阻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乃至全国,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是认识上对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疑虑、担心甚至反对。所以针对开发浦东,一九九0年初就提倡“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于是有一九九0年四月正式宣布开发浦东。关于金融市场改革,先是在一九九一年初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经济的核心”的重要论断(《分析与思考》);然后在一九九二年初强调,“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于是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九九0年底在上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等金融部门在中国的成长。

  

   可以說,没有经济领域的解放思想做前提,中国就不可能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更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奇迹的伟大实践。在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许多新的风险挑战,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解放思想或许有更为可贵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在《分析与思考》一书中关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私人记忆—尤其是其中涉及经济领域解放思想的部分—可能才是最具有恒久价值的内容。

  

   (《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学课》,黄奇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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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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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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