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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辉:关于市场中激励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4-24 08:47:22
作者: 刘霞辉  
一是政府干预市场并非替代市场,应以恢复市场基本功能和消除市场过度正反馈效应为基准。二是市场激励并不必然相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权力不对等,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使公共投资不足等激励问题是政府可以从外部干预的内容,以使市场达到激励相容状态。对恢复市场功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研究,现代微观和宏观经济已有较完备研究本文不做分析,下面的内容仅就政府如何使市场行为者的激励相容问题进行探讨。为使分析不流于空泛,本文以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例来说明上述问题。

   一个经济体应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并非有统一模式,而是由该经济体对产业的诉求和可能的发展条件所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诉求可能要让位于发展条件,因为要素作为一个硬的约束条件会使诸多产业诉求无法实现,这也是国际和区域性产业差异和劳动分工的来源。但如果过度屈从于要素约束而形成指导性的产业政策的话,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将被固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并严重压抑创新,从而使经济结构扭曲,发展前景受阻。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迈入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产业发展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发展逻辑实行自由竞争。中国的产业发展自然会受制于要素特征,所以在国际分工中也是价值链中低端为主,但是,我们可以有政府介入产业发展,并且没有在产业政策中放弃价值链高端,重大攻关项目及各类产业规划和政策就是明证。从现有的产业改策实施效果后,中国长期实施的产业政策总体是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但有些与人们的预期和现实产业发展有差异,如一些产业规划与市场脱节,产业发展并未如规划的那样发展及企业套取政策补贴等,从而产生对产业政策的疑虑。由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上应该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二是如何实施产业政策。

   先看产业改策的必要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且正在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在有限的要素和资源可供利用的前提下,政策引导这些稀缺资源流向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产业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考查产业改策是否会有效的原则应是经济性和社会性兼顾而不应是单一的经济性。依此原则,当一个经济体正处于结构转型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会提升,因为企业和市场面临选择,产业政策作为信号是企业选择和改变的重要外部条件。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产业政策对企业和市场是必要的,既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级阶段,产业发展也应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双重需要,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选择,信号型产业改策也有心要。

   再看如何实施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然是政府对产业的看法和指导,自然有很大的倾向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倾向性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会成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超额利润或附加成本来源。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以最小化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收益,它能做到这一点的逻辑何在?一般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即,如果不实行以政府主动支持的产业政策,完全由市场和企业来形成该经济体的产业体系,则要么会失去重大的产业机会,要么对该经济的长期发展或经济稳定不利,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短期企业利润而是该经济体的长期整体利益。问题是,政府与企业在产业理解和市场竞争层面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相对理想化和整体利益优先的产业政策与追求当期利润、合理控制风险、保证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企业之间的利益诉求和风险评估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且,对某一具体产业而言,企业和政府对其发展前景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从政府的角度看,产业政策能通过降低成本、风险及拓展市场空间等渠道诱致对该产业有兴趣的企业进行投资,以图实现政府认定的产业支持项目。对企业而言,如果是该产业的相关者,认为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度够,则可以实施拟投资的选项,但以控制企业风险为限;如果是一家不相关企业,则在权衡进入风险和技术可行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所以,要使某一产业政策真正有效,企业与政府要达致一致认识才行,而现实中要达到两个行为者的完全激励相容有一定难度,因为有套利型的企业会投机性地加入到产业支持政策的行业,从而破坏正常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企业的套利行为可能有假投资、做大成本、假产品、夸大市场等,从而使得正常行为的企业市场受损或风险加大,利润空间被压缩,结果会导致产业政策效果弱化或失败。

   为此,我们假定在任何产业政策背景下,套利型的企业一定存在,然后考虑产业政策的实施问题。对于政府而言,不可能对市场中的每个企业进行细致的行为和资质调查,只能使用排除性规则来尽量排除套利型企业。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的一项支持型产业政策都有一段不短的延伸时间,并且可以合理地将支持政策划分为若干实施阶段。为了避免政策被套利者大肆利用,合理的政策应是前期重点在于鉴别真假进入者,中后期重点支持市场竞争的领先者。在第一阶段,政策力度不宜过大,而是以提供支持的信号为主,利用政府的合作研发、信息和准入、一定市场支持等手段,吸引相关企业进入该产业。因为该产业在本阶段投资风险大,政府和企业不宜大规模投资,应是研发和试探型的,政府和企业这时以合作研发为投入重点。这种合作研发政府以支持大学和有关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开展产学研一体化,重点是理论和应用型研究,合作以企业为中心而非以科研机构为中心,采取集中攻关重点突破方式。从整体看,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是第一阶段的重点,产业化并未铺开,试验为主。在本阶段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产品未定型或技术达不到要求,政府和科研机构能解决技术问题,至于是否能形成产品则是企业能力问题,所以政府介入有利于企业控制技术不确定性风险,即使失败企业投入也有限,科研机构和政府也损失有限。所以,该阶段产业支持政策是政府引导型的,使产学研有机会和平台共同实践,以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而且项目实施主体以各类想进入新产品的企业为主,有利于多方位展开合作和研发,发挥科研的作用,企业提供的更多的是实践平台和现实需求。本阶段政策可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项目可以政府和企业提出,经过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委员会评估后实施。本阶段政府投入小,套利型企业进入困难,政府可以提供项目目录,作为牵头者为企业寻找科研机构为工作重点,对企业资质无需过严要求。但是,我们如果从政府、企业和科研三个参与主体考虑,则会发现他们的激励并不一定相容,政府有足够激励,企业也有预期,但科研激励不足,因为项目成功与否与科研人员没有关系。为解决科研方激励不足问题,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科研方拥有合理比重的产权,通过三方协议事前解决,产权分割中应有科研人员的个人产权,要不激励不够。在目前中国的科研制度下,科研人员集中于大学和国家办的科研机构中,他们是事业单位人员,财政供养,如果让他们参入企业或产品的产权分割有一定制度障碍,所以,许多科研人员干脆自己干不参与产学研平台。为解决此问题,关键是科研人员身份与科研成果归属权利分配,我们认为,科研成果归属是明确的,问题是利益怎么给科研人员。如果认定科研人员属国家机构人员,则科研成果归属在职务范围内应属单位和个人共有,利益共享,具体分配双方可协商确定。由上分析可知,国家单位的科研人员职务内成果是可以适当分配给科研人员个人的。二是对于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科研人员无法获得产权收益,这时应采取联合攻关方式,个人以课题形式参加,可额外获取课题报酬。总之,第一阶段的产业政策重点在政府确定一个产业发度方向并使参与各方的激励相容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也是一个科研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能力的提升和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第一阶段产业政策的核心。

   在第一阶段之后,产品已相对成熟,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企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成本较大、市场较小、大规模投资风险大。所以,将会有大量企业试图在隐藏本身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进入政府的支持行列,套利是那些没市场竞争力企业的主要目的。为了消减企业的过度套利行为,政府在本阶段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筛选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策略有两类,一是对在第一阶段已参与政府牵头项目的优秀企业经技术和相关能力考核后进入第二阶段,享受政策支持;二是在市场上挑选已具备一定竞争力,且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但考核内容比前一类企业更严格,因信息不透明。但是以什么原则和程序挑选合格企业对政府来说难度大,因为参与竞标的企业有套利动机的可能,什么是真正有能力且愿投入的企业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为此,我们建议政府可采用类似密封拍卖的方式,如维克瑞机制来筛选企业。该机制的含义是,对于竞标企业采取密封的形式投标,政府的选择规则是在全体报价者中选择最优报价者入选且对入选者给予次优报价者的补贴。之所以采用这一规则是它能使申请者说真话,并且使说真话的入选者能得到合理补偿。例如,某项产业政策政府准备对某项达标产品进行补偿,但要求企业以低价格向市场供应产品,则套利企业进入的前提是抬高产品生产成本以图获利,在无法检验每个企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政府能观测到的是企业产品质量,所以,政府可先定一个基准质量标准,然后对有能力提供的企业进行补偿,筛选合格企业的标准是产品价格。为使申请者说真话而不吃亏,采取对最低成本报价者给予次低报价者的补偿,使最低报价企业有一块高于其预期收益的利润,从而激励真正有能力的企业获得资助。对于没能力的套利者,如果它的报价大大低于其真实成本,既使加上政府的补助,还是不够补偿成本差,所以只能在真实成本加预期补助的基础上报价而成为高报价者,不可能享受政策支持。这样的机制,企业和政府间的激励是相容的,因为产业政策的发动者是政府,所以企业是有选择的。如果一家真正有能力的企业选择进入某产业政策项目中,则该企业采取实报企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是有利益的,因为政府会对企业进行补偿和奖励,除了能获得当期收益外,还获得未来的免费广告和继续与政府合作的渠道。在此情景下,有能力的企业会选择进入。反之,对能力不足的套利者而言,其低报价格是有风险的,一是价格过低会使企业损失大于政策补偿,二是政府可能发现该企业的虚假报价使企业损失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三是前期投入无法弥补,因竞争力不足,容易失败。在此情景下,能力不足的企业进入激励受制约,一般会选择退出。最终结果是有能力企业获得项目的可能性远大于套利者,真正产生正的社会收益。

   事实上,前些年中国产业政策实施中整体思路是对的,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需要完善之处一是政策提出的前提应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不要政府一手包办,使产业政策能真正切合市场实际和政府要求;二是目前的产业政策筛选目标企业缺少动态性,政策实施没有立体化,没有激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而且对资助企业的套利行为没有设计有效的制度来预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型经济体,合理而有效的产业政策是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也是在中国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渠道,未来也会产生相应作用,完善该政策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是必然选择。

   五、结论

   本文在考察了市场中的激励问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市场与激励的几个特定关系,并以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例分析了如何在政府介入市场的背景下实现激励相容。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人类的市场经济实践是提升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但市场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所有市场都能发挥有效功能,其功能起作用在于市场运行中参与者激励的有效发挥。

   第二,市场并不必然是激励相容的,有效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间的激励相容。

   第三,政府的合理介入能恢复或激发市场参与者的激励相容状态,但也可能恶化该状态形成过度套利。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是恢复市场功能而非替代市场。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23页;

   [2]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3]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4] 刘霞辉,“中国式增长的逻辑”,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3期。

  

   (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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