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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

——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坛”

更新时间:2022-04-20 15:44:34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书院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的漫长历程。书院制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尤其是古代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一产生,就受到历代贤士大夫及民间乡绅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书院盛行千年而不衰,也受到当代学者、教育家的推崇。究其原因,来之于书院制度本身,尤其来之于它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我们力图对书院精神作一阐述,既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也是希望寻求这一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

   书院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传统来之于儒家之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了解书院的精神特质,首先就要理解儒家之道;只有理解了儒家之道,才能理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审美情趣。而他们所创建的书院,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的体现。

   士人是古代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根掘儒家的思想,士人文化使命应该是以“道”为志。这个“志于道”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社会,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第二,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自身,走自我道德完善的道路。这也就是孟子提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因此,士人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官场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就具有了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所谓“独善其身”的精神超越的需要。南宋时期最早创办书院的理学家胡宏说:

   贤者之行,智者之见,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见,常  溺于俗而与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如果是道仅有超越性,即会“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如果道仅有世俗性,又会“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这都不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道。而只有“不与俗异,不与俗同”,也就是既有超越性、又有世俗性,才是书院所探求的道。胡宏所以创办书院讲学,并且倡导这种道的精神,他显然认为,道既是中国古文化的精要,也是书院的精神生命所在。

   因此,书院能够成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完全在于它是儒家士人的修道之所。士人们总是把书院作为广泛的文化活动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学术、传授学业、校勘经籍、以文会友、祭祀先师、收藏图书、修身养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书院看作是儒家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但是,士文化的内核是他们所关怀的道,书院作为士人文化教育组织的根本点即在于它是儒家修道之所,它具体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

   以道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的建置、规制、学术、学规等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外在物质文化)和建院宗旨(内在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作为儒家文化的书院作一解析。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书院的建筑及自然环境是最直接的物质实体形式,儒家的全部文化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展开。书院建筑及环境配置作为书院物质文化的意义,不是由于它的砖瓦材料和建造工艺,而在于它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文化观念,即融入了儒家之道的观念。

   士人们创建书院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赞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峻伟奇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而此地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美称。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那里正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此又“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也是隐居读书的好地方。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书院园林。清代岳麓书院还建置了“八景”,它们是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红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士人们这样刻意追求书院的自然环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审美情趣。他们努力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和自我道德完善,总是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也是人和道的悠然合一,这正体现了“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儒家创建书院又有世俗性追求的一面。因为儒家的“道”从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如果说,儒家士人们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这正反映了创办书院的士人总是“其身虽在山林之中,其心无异于庙堂之上”。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一建筑体积装饰等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那些有幸获得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总是把帝王御书的匾额置于书院最显著的位置,为保存赐书的“御书楼”,又是书院建筑群中位置最高的楼阁建筑,以显示皇权的威严。书院内部的门柱四壁上还嵌刻、悬挂有“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各种院训学规,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书院建筑及环境作为书院物质文化,正体现了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性。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修建严谨的礼教秩序的书院建筑,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其次,我们还将从书院的创建宗旨,即其内在思想观念方面,看书院是如何体现儒家文化的特点的。儒家士人创办书院时,常常以求道、传道相标榜,反对以科举利禄为办学目的。因此,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就成为儒家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把传道和科举利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书院所探求的道具有“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士人能够摆脱现实功利的引诱,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独立精神。所以,士人们总是把书院看成是求道、传道,即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早在唐五代书院萌芽时期,一批文人学士或因战乱频繁,仕途艰险,或因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故而隐身山林,读书自学,并把自己的隐身读书之所称之为“书院”。可见,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以后,书院演变发展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隐身山林的学者士人不仅自己读书治学,还要传道授业、培养新一代士人,但这并没有改变士人创建书院的初衷: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历代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士大夫们,往往是那些不愿失身官场黑暗的隐居者,以及因种种原因而仕途艰难的失意者。他们往往会把书院看成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场所,以实践孔子“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宋、元、明、清的大量书院,就成为这些士大夫隐身求学之所。

   但是,道本身又包含着世俗性的一面。张栻在为创办岳麓书院所作的记中也肯定,道就体现在“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那么,士人不同于宗教僧侣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会在完全的超世脱俗中获得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最终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士人又往往不能不正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是他们步入政界、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这就产生了书院文化的一个最奇特现象:它常常高举反对科举之学旗帜,但又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科举的影响和控制。在书院千年的办学历史中,科举之学似乎并没有在书院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书院史的发展,科举之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就是那些理学大师,也不是绝对阻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大讲“义利之辨”时,他也认为:“科举取仕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因为士人只有投身于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也才能实现他们以“道”济天下的文化理想。

   所以,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没有这一点,书院文化同样不能得到完整体现。事实上,士人从来就是把做官显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即使隐居山林读书治学也不会绝对放弃出仕的机会。他们或是因为受到朝廷冷落,或是不愿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但是,只要重新受到朝廷起用,或是一旦朝廷“圣明”,他们还是会出仕做官的。那么,通过创办书院讲学,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儒家“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千多年来,书院之所以不断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推崇,并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极其向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的内在联系,儒家之道在书院文化及书院精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书院精神与中国教育传统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培养人才。书院在全国各地乃至山林乡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而这个书院群体又承担着各个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去培养人才的功能。那些著名书院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南宋时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求学者络绎不绝,以致当时留下“道林三百僧,书院一千徒”的民谚。黄宗羲、全祖望编著《宋元学案》,专门将张栻在岳麓书院培养的著名弟子列成《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等,他们既是一批学者,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其中有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有被《宋史》称为“学识正大”的彭龟年,有抗金的著名将领赵方,有被认为是“通务之才”的陈琦等等。这些学生在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学术、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代以后,岳麓书院又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在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政治改革家陶澍,“湘军集团”洋务派的主要首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第一个驻外公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由维新走向革命的政治家唐才常、沈荩,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均是岳麓书院培养教育出来的,所以岳麓书院大门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书院教育所以能够起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同书院的精神传统有关。书院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就在于它鲜明地体现儒家人文教育的理念,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典范。

   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两个方面,下面分开来讲。

   (一)书院的教育理念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儒家学派那样以教育为重心来建立思想体系;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儒家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儒家学说本身包含着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教育学说。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终生以“道”为志,儒家所追求的道其实就是“人道”,即所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主要有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后者是治学讲学。所以,通过治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以道教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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