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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军:2021年世界史研究发展报告

更新时间:2022-04-18 10:57:53
作者: 周学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世界史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际局势的来龙去脉。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世界史学科被确立为一级学科10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世界史工作者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三大体系建设、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医疗疾病史和其他方面,均取得可喜成绩。

   总结百年发展历程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诸多学者回顾了世界史的发展概况。晏绍祥认为,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古代史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建立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资料建设日渐系统;学者们的研究素质不断提高,不少中青年学者已具备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新的研究成果资料扎实、方法科学、观点多元;研究领域大有扩展,社会史、妇女史、民族认同等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关注。总之,在世界古代史这个曾经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上半叶,我国对中世纪史的研究尚未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世纪史研究才开始起步。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真正进入研究阶段,逐渐凝练出学术特色。刘景华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世纪研究呈现出整体世界史观兴起、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等特征。侯建新、郑阳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世纪史已成为世界史学科中进步颇为明显、成果日渐丰厚的学术领域。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之处:要更加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使用和积累;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

   百年来,世界近代史经历了形成、成长和蓬勃发展的过程,迄今已经枝繁叶茂。但发展的过程仍在持续,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钱乘旦指出,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百年来,世界近代史学科在困难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其次,研究覆盖面仍不够广泛。需要扩大覆盖面,特别要加强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再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史学界出现碎片化现象,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最后,要全面观察世界近代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把西方历史当作世界历史。

   在世界现代史上,世界迅速从分散走向整体,并向全球化进程过渡。世界现代史是人类实现了整体化的历史、真正的世界史,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张象认为,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要比定在1917年或1913年更为科学。人类历史的整体化进程是不断变动的,整体化形成后又向高级阶段发展,走向全球化。因此,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分期、分段也应有所变化,世界现代史的下限暂定在20世纪末为宜。世界现代史旨在讲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凝结了的社会实践,应当与研究国际现状的学科有所区别。

   加强三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对于国内世界史而言,也不例外。2021年,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更好地观察和认识世界,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从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之时起,这一领域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体现出世界史鲜明的时代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专业的发展和壮大,与时代进程的关系更加密切。俞金尧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一判断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大变迁。那么,世界史研究应当如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大变局时代又应该如何从事世界史研究?他认为,第一,要转变观念,把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带着现实关怀去研究历史。第二,世界史工作者有责任为社会提供认识现实世界所需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第三,要继续进行宏观历史研究,构建新的宏大叙事。世界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建构,揭示宏大趋势、叙述大进程是这个专业的使命。要想全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需要了解当代的变迁,还需要认识历史,至少需要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看清楚正在变迁中的世界格局的样貌和特征以及这一变迁的实质。历史学应当并且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出独特贡献,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不断深入,突出标志是不再仅仅集中于大变局的界定和表现,而是深入到相关学科所要探讨的新问题和新领域中。这对历史学科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刘德斌认为,关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三个方面值得深入探讨:第一,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回应西方学界“历史终结”的命题,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第二,目前,国际局势正处于美国和西方主导地位的坍塌并向一个未知世界过渡的阶段。这样的变化及其趋向是有迹可循的,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其历史线索。第三,大变局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提出了很多亟须研究的新课题和有待开辟的新领域:首先,要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多地纳入国际关系史的阐释体系中;其次,汲取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经验,拓展相关研究领域,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各种严峻考验,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史研究中的中国特色,是必然趋势。朱孝远认为,西方史学史谱系对文明史的阐释存在不足之处,如内容较为陈旧、选题宏阔、不够深入、西方学者控制着话语权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论,梳理、评价和剖析各种以命题形式进行的阐释和以学派形式进行的阐释;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史,要坚持中国的特色,保证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对文明史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和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

   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初步建立了自成一体、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陈奉林认为,中外关系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系统阐发。总结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吸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艰巨课题,是中国学术自觉参与社会变革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学术贡献与使命担当的体现。

   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日趋深入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中期以后,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性意识。全球史倡导超越西方中心和民族国家的史学视角,通过多学科方法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张文涛认为,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是一种史学方法,还可能生成新的历史理论。建设中国的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而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在建设中国的全球史学科时,我们要有科学眼光,树立大历史学科观念;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人类起源和未来趋势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探寻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虽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重新检视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史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亦即全球史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问题。曹小文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形成了试图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话语与突破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两种重要趋向。我们所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并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而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它基于全球视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解读,在致力于突破西方话语藩篱的同时,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之世界意义与世界历史之中国影响的新型世界通史。

   全球史传入中国并得到初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学者对其认知和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刘文明认为,总的来说,中国学者最初理解的全球史只是一种以“全球史观”来编纂的世界通史,随后认识到它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再后,全球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和分支学科,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他指出,在全球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首先,如何处理好世界视角与民族国家视角的关系,也就是具有国民身份的历史学者如何书写全球史的问题;其次,如何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理论。

   早期美国的发展历程属于整个大西洋世界整体史的一部分,美国早期史具有十分突出的跨国性。作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美国革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中看待,由此呈现出以往单纯的国别史路径所无法显示的画面。李剑鸣指出,美国革命的跨国性并不是跨国史研究者的新发现,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实际面相。从国别史和跨国史两种视角所看到的美国革命,可以说是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在跨国史的视野中,美国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或其他各种“复数化”的革命。美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凭借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就此而言,淡化美国革命的政治内涵,贬抑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诠释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的,被视为美国早期史的天然组成部分。然而,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研究者往往预先把论证国家成长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然后再从历史中寻找与此目标相关的因素。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本民族的传统得到不断挖掘,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被反复强调,因而这类历史叙事往往还带有强烈的“例外论”倾向。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深刻反思,学者们开始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用跨国史的视角和框架重新考察这些事件。蔡萌认为,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跨国史研究除了绘制跨国网络以外,也要重视考察跨国力量和地方性因素之间的张力。对于19世纪而言,民族主义才是主旋律,跨国网络虽然存在,但不够强大或不够稳定,这也在情理之中。因此,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跨国网络,只能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补充而非替代。

自20世纪90年代跨国史在国外史学界兴起以来,其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呼吁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将视线转向国家之间或国家之上的历史。因此,史学研究的主题和路径得到了极大拓宽,跨国史研究使世界历史自近代以来除战争与和平之外的其他丰富内容得到了呈现,跨国因素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复杂塑造得到进一步展示。同时,围绕跨国史的争论也一直存在。刘祥梳理了史学界对跨国史的争论和反思,认为跨国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已成为密不可分的史学探寻方式,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首先,跨国史研究并不必然优于民族国家历史研究。其次,跨国史研究并非不会取代民族国家历史,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最后,结合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不断增长的研究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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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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