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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百年来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2-04-18 10:55:05
作者: ​陈来  

  

   摘 要: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动十分剧烈, 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先后遭遇了四次大的冲击, 这些冲击与挑战对儒家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经历、过程和展开, 就是不断地面对这些挑战所作的回应, 依次表现为五个阶段。目前的儒学, 虽缺乏体系化的形态, 但其“在场”的形式却是格外丰富的, 譬如“学术儒学”、“文化儒学”、“民间儒学”等, 还有新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的走向, 这些扎根状态都预示着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的来到。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 新的儒家思想理论和新的儒家哲学的登场, 也是指日可待的。

   关键词:百年儒学; 冲击与挑战; 哲学建构; 学术儒学; 文化儒学; 民间儒学

  

   今天我们这个讲题, 是关于20世纪儒学的发展。发展这个提法, 容易给人一种印象, 以为儒学的发展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很平静的发展。其实如果回顾上一个世纪, 我们就知道, 儒学的发展是在充满危机、困境、曲折之中,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来实现它自身的发展的。

   一、近代的冲击和挑战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挑战。第一次就是清末到民初政教的改革。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 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样的倡导下, 老的“儒学”就慢慢衰微了, 这里讲的老的“儒学”, 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 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这种儒学学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全国开始大办新型的学堂, 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了1905年, 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对于儒家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 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 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 即王朝统治的推行;二是教育制度, 主要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科目;三是几千年来, 中国社会流行的、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 科举制度是影响儒家生存的重要因素。在1905年以后, 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 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的学校保留经学, 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 辛亥革命以后, 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 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到了辛亥革命以后, 尊孔读经的教育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 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 这一困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

   从清末到民初, 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 儒家虽然已经退出了中心舞台, 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的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 从1915~1919年, 新文化运动兴起, 儒学遭遇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 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它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它的一个对立面, 特别是把儒家文化、儒家的礼教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 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在当时, 甚至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这样一来, 从清末到辛亥革命, 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 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的儒学, 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也可以说, 从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 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 继续把儒学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放逐出去。因此, 经过新文化运动, 儒家文化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

   第三个重大的冲击就是革命与“文革”。我把这个时代整个地放在一起。经过了合作化, 经过了人民公社,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我们看到这种以队为基础, 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 彻底改造了旧的、以宗族为中心的乡村的秩序。因此近代有些学者认为, 儒家所有的制度性的基础都被斩断了, 拆解了, 失去了这些基础以后的儒学已经变成一个游魂了。这个“游魂说”, 就是指儒家思想在古代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近代文化的变化里面被斩断。革命本身它有政治的含义, 但是它带来的乡村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同时, 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革”的过程。特别是“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的出现, 各种对于儒家、对孔子的荒诞的政治性批判, 接踵而来, 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都搞乱了, 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冲击。

   20世纪的第四次冲击就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动员期, 形成了一股启蒙的思潮, 这个启蒙的思潮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 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20世纪一个主要的基调, 儒家被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对立面。到了90年代,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功利主义的盛行, 对儒家传统和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因此, 如果我们粗分, 20世纪的儒家思想文化经历了四大冲击, 四次大的冲击对于儒家文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那么是否儒家文化在20世纪这100年中只遭受冲击而没有机遇?虽然冲击也可以当成机遇, 但就历史环境来说, 应该说是有一次重要的机遇期, 这个机遇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 也就是以抗日战争为主段的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民族的保卫和复兴变成第一等的事情, 由此保卫民族文化, 复兴弘扬民族文化, 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基调,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 可以说儒学抓住了这次机遇, 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发展。

   二、哲学回应和建构

   以上我们粗略地把儒学百年的历程分为四个冲击和一个机遇, 也就是说我们把百年历史分成了五个阶段。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经历、历程和展开, 面对这些冲击挑战所作的回应, 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来展开的。

   第一个阶段, 或者我们第一个要说的人, 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设想, 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有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 他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了, 几次他自己和通过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法案, 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 定孔教为国教。这个做法有积极的意义。从《兴学诏书》到1905年教育宗旨, 到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时候, 政治和教育的改革使儒家已经失去它从前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了找到儒家思想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 康有为想到的就是宗教, 因为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框架里面, 基督教还存在, 也有把基督宗教定为国教的这种例子。因此他就想, 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里面, 设计一个新的制度, 使儒家在里边能够发挥作用。这就是立孔教为国教说①, 我们可以称之为康有为的孔教论, 我们说他是第一个回应的代表。这个回应也可以叫做对儒学困境的一个“宗教的回应”。当然这个回应失败了, 因为这些法案和建议都没有通过,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儒学在百年历程回应冲击的第一个环节, 儒学在第一个阶段所做的努力。

   第二个阶段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到了它的后期, 有一些新的变化,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一种文化反思以及当时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出现。这些引起了当时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这阶段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在1920年代初期就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我们说这本书是百年来儒家文化对儒学困境的第二次回应。这个回应不是“宗教的回应”, 它是一个“文化的回应”, 文化哲学的回应。他认为, 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在世界最近未来, 继欧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 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这个最近的未来, 指的就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文化, 因为他所理解的这个儒家, 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 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包含了儒家的价值。所以他认为, 西方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人和物的关系, 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比如说社会主义要解决劳资纠纷的这种关系, 这是和儒家一致的。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碰到的挑战, 实际上是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不能不是对这个宏观的文化挑战的回应。

   第三个阶段, 即九·一八到抗战结束,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组“哲学的回应”, 它们不仅是这个时期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产物, 而且可以看作是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所进行的回应。其中有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熊十力的儒家哲学体系“归本大易”,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新《易》学”;马一浮是讲六经、六艺的,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儒学体系叫做“新经学”;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当然是“新理学”, 这是他自己命名的;贺麟是“新心学”。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 依据大易的原理, 把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 这实体是一个宇宙的实体, 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 所以他把他的宇宙论叫做“体用不二”的宇宙论。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儒学体系。

   马一浮是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的学者, 他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或一体。他说:“一切道术, 皆统摄于六艺, 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2]一切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 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 这是一个古典儒家的一种讲法。这个形态可以说是注重经典学重建的新儒学。冯友兰的哲学是新理学, 这是他自己定的名称, 他要继承程朱理学对于理的世界的强调, 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 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 作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冯友兰的哲学是注重形上学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

   贺麟公开声称是宗陆王之学的, 他说“心为物之体, 物为心之用”, 讲了一套同样也是以心学为基础的儒家哲学。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看到贺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他的口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体, 以西方文化为用”, 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 以西洋文化为用”[3], 他有一套儒学复兴的设计。

   梁漱溟先生在早年的文化论之外, 后来的哲学建构不断, 20世纪40~50年代、60~70年代一直在撰写《人心与人生》这本书。由这本书, 我们可以说, 梁漱溟的哲学体系是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儒家哲学的一个建构。

   因此可以说, 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这几个哲学家的工作表明, 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 它们作为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哲学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 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家存在主要方式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正好是我们所说的百年儒学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 即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文化意识高涨有关系。所有上述这些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都是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的意识高涨的一个时期, 所以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四个阶段就是革命和文革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没有儒学思想, 如果我们看20世纪50~70年代熊十力等几位思想家的变化,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现代儒学调适的阶段, 就是与社会主义结合, 吸收社会主义的阶段。熊十力在50年代初期写的《原儒》提出要废除私有制, 荡平阶级, 这就是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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